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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事件”:改革开放12年后的又一次“批邓”?

2012年02月07日09:2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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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邓小平的言论,莫非都是经由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传达?”诸如此类的情节由小道上传播开的时候,没有人还会相信北京的矛头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这实际是在批邓,”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

  

邓小平发表讲话(资料图)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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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

 

 

    本文摘自《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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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自己的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热情、洪亮、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在中国,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以致报刊的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昭告世人,更何况这一次《解放日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那时的“右的错误”。现在,皇甫平却在怂恿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还说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记性稍好的人读到这里,不免吃一惊:他说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传部的部长么?正是这位部长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居然明目张胆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还说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滞”。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测:是不是那些义愤填膺批判别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们要警惕”的人?也许还有这位部长?可是猜归猜,不能作数。北京媒体还在忍气吞声,没有回击。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罢,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见好就收,在下一篇评论中,终于说出了那句让不少人忍无可忍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

  “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事情肇始于邓小平在1991年旧历新年的上海之行。当日官方发布新闻、告诉老百姓“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的时候,局面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责任编辑: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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