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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吴德

2012年02月08日09:1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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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春北京市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可是市委通知稿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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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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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篇:“文革”前毛泽东斥责北京市委:总是“怕”字当头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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