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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斗争”造成了邓小平的“婚变”悲剧

2012年02月20日11:15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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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开展反对“邓、毛、谢、古反党集团”的斗争以后,强大的政治高压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在党内错误地进行“党内斗争”而造成的悲剧。

张锡媛(资料图)

 金维映(资料图)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在“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组织开展的对“邓、毛、谢、古集团”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邓小平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且在家庭生活上也出现了“婚变”。

  邓小平的第一次婚姻是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与女共产党员张锡媛结为夫妇,两人志同道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白色恐怖中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后来,张锡媛因病去世。在邓小平由上海到江西期间,与女共产党员金维映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金维映与邓小平一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曾任过中共于都县委书记、中共胜利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女干部。“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开展反对“邓、毛、谢、古反党集团”的斗争以后,强大的政治高压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在党内错误地进行“党内斗争”而造成的悲剧。

  鉴于长期以来人们对金维映的情况若明若暗,知之甚少,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谣言四起,以假乱真。为此,特意在此引用一些真实的原始党史资料,以明真相,以正视听,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金维映在1931年至1933年间曾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的情况,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公室经过对于都党史的研究,于1982年10月25日在回复金维映家乡——岱山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的询问时,作了这样的答复:

  岱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你们写信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询问了解金维映同志是否在我县工作过(苏区)的问题,已转告我们回信。经我们查阅有关资料和访问有关苏区老干部,现答复如下:

  金维映同志于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中共于都县委书记,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任中共胜利县委书记。

  胜利县是在1932年1月正式成立的,于1935年1月因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后而自然消失。

  胜利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在我县银坑地区,当时管辖兴国县的樟木山、江背洞、梅窖等地和我县的桥头、平安、曲洋、汾坑、葛址、赖村、青圹、马安、仙下、车头等地(其中赖村、青圹原一直是于都县管辖,于1955年才划给宁都县管辖)。

  金维映同志在苏区我县工作过是事实,但其革命活动事迹有待进一步调查。特此回信。

  关于金维映从事革命活动的基本情况,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前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金爱卿约在1926年左右曾在家乡领导渔民暴动(这是据她自己说的,来信说是领导盐民暴动,可能是我记错了)。暴动失败后被捕,释放后,逃到上海。她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参加女工运动。1930年,因动员闸北丝厂女工罢工被捕,关押在英巡捕房,经“济难会”营救释放。陈修良同志同她一道参加动员丝厂女工罢工运动,陈修良同志现在上海工作,可经过上海统战部找她写点材料。

  金爱卿在上海时人们称她阿金,后改名金维映。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时,曾与秘书长周某(我忘记了其名)结婚,1930年周某被捕,关在龙华监狱,后病故。

  1931年,阿金去中央苏区,曾任江西省胜利县委书记,约在1933年下半年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1934年兼任军委武装动员部副部长,到红军长征为止。1934年我同阿金结婚,一道参加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她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1937年初,改任抗大女生大队政治协理员,下半年因病休息。1937年调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春同蔡畅同志等去苏联学习和治病。约在1939年或1940年患精神分裂症,和另一中国女同志同赴莫斯科郊区医院治疗。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莫斯科期间,她和另一位女同志均失踪。估计是牺牲了。

  曾经长期与金维映在一起工作、战斗过的邓颖超于1982年8月11日回忆说:

  1929—1930年左右,我是在上海白区工作的时候和金维映同志认识的。她那时参加江苏省委领导工作和上海工人运动。1932年我和她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根据地时重逢。她当时在瑞金县工作,我们常见面。1934年,她同我都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瓦窑堡的时候,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瓦窑堡,我们就转移到保安。以后,由于我们的工作机关不在一起,再没有见面。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周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病,听说阿金(大家对她的称呼)已经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当时,许多中国同志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我留住休养所,记得两三天后,忽然说她病了,她表现不正常,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院……

  ……1940年3月,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恩来同志看她,我远远的在门缝里看着她,她精神很不正常,两眼发直,衣服不扣,只听她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回国后,我在国统区工作,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的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国际儿童学院(我国烈士子女全在此学习)都迁离莫斯科,以后再没听说她的消息了。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也没提起过她,可能她是在医院里在敌人炮火下死去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这样写道:

  (阿金)和父亲分离以后,她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1933年10月,阿金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好评。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阿金和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几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第二纵队,也就是“红章纵队”,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任务是沿途发动群众。后来,阿金被调到中央直属的一个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在这个休养连中,大都是身患疾病的女同志和年龄较大的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和老大姐。长征到达陕北后,阿金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疾病,阿金也是如此。因此,1938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其时阿金正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医院治病,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有七。

  从上述党史资料来看,金维映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已经基本上十分清楚了。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金维映的家乡专门修建了纪念金维映的设施,宣传金维映的革命事迹和人生经历,弘扬金维映的革命精神。(未完待续)

 

     下篇内容预告:毛泽东谈受“左”倾教条主义批判的邓小平:人就是要压的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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