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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无产阶级震怒”:林彪趁机溜到北戴河避暑

2012年05月02日15:4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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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林彪马上闭上“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左起:周恩来、林彪、毛泽东和江青(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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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王力,192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后,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苏两党论战时,曾作为“秀才班子”的成员参加了“九评”的撰写工作。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王力曾随康生多次赴莫斯科谈判,并一起起草“九评”文件。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康生,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意即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在钓鱼台。

  1965年对于王力来讲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便是王力。文章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文章受到了重视,王力也得到了林彪、康生的赏识,从此开始平步青云,跻身上层。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任命陈伯达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任顾问(陶铸于8月2日后曾兼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从《红旗》杂志副总编,一下进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随着尹达、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的先后被揪斗,“中央文革小组”只保留了清一色的所谓“左派”,王力也随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支“秃笔”之一。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曾多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起草了一系列中央文件、《红旗》杂志社论(如1967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或许就是1966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了。

  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由陈伯达亲自拟定。

  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10月6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10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随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967年2月李先念在“二月抗争”上所说的,“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以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老帅们与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为了党和军队的前途,2月16日,终于爆发了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作为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的王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会议的原定日程是“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进行了猛烈抨击。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始终处于守势。会上,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说话不多,只是埋头记录。会后,他们就开始了“告御状”的准备工作。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这就是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核对”的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工于心计的张春桥在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后,三人直奔江青住处。

(责任编辑: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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