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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为何拒绝指挥国共大决战?(3)

张润芝

2012年05月16日11:08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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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对“拒绝指挥”的评价是:“十月卅日晚父亲所作的决定,拒绝指挥徐蚌会战,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艰难,但事后看来也是最明智的一次抉择……徐蚌会战,乃国共内战最后决胜负的一仗,成败责任非父亲一人所能担当。事后看来绝非仅仅是军事,他作这项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

 

   

 

1946年冬,南京励志社,白崇禧与家属骑马出游。(资料图)

 



  台湾岁月:在监视中度过余生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并无高位还一直被监视。白先勇不知道监视何时开始,但是觉得“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刚到台湾就开始了”。刚刚知道有人监视自己时,白崇禧非常不高兴,写了长信给蒋介石表明心迹,问他为何有跟踪一事。蒋介石派出当时的“副总统”陈诚来解释,说那些人是来“保护”的,陈诚还说自己后面也跟了人。白崇禧回答说:“‘副总统’需要保护,我没有这个必要。”

  尽管不愿意,监视的人还是跟着白崇禧全家多年。白先勇清楚地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是“15-5429”,黑色吉普车。他在新书中记了这样一个花絮:母亲马佩璋爱看京戏,有一天晚上大雨,白崇禧带全家一同看戏,刚到戏院门口,跟踪的车也跟了上来。马佩璋往车外瞥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了他们!”让白先勇多买三张戏票给车内的三个人,让他们一同进戏院。三个监视人员慌张了一阵,还是接受了戏票。

  丢掉大陆是心中的痛

  1996年白崇禧心脏病发过世,关于他的死因民间有多种说法,传言他被毒死,面色发绿,床头有半瓶酒,床单有撕裂的痕迹,又称医生赖少魂在他的药酒中下毒,更夸张的说法是有一个护士对他用了美人计,趁机谋杀。白先勇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我弟弟看到了遗体,很平静,完全没有这些迹象。他确实是喝药酒的,没喝完的酒杯放在那里,就传出来毒药一说。那个医生赖少魂,是很有名的‘国医’,人家大‘国医’还会这样下毒吗?”

  白崇禧的葬礼是“国葬”待遇,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总统”蒋介石以下,党政军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达千人。出殡时,蒋介石早上7点50分就到了,白先勇指着他在葬礼上的照片说:“照片脸上的悲哀是真的,那时候感受是真的。”白先勇在书中用汉高祖对韩信的态度作比,描述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心态:“韩信打天下功高震主,吕后设计把他给杀了。《史记》里说,高祖知道了,是‘且喜且怜之’。一方面心腹之患被除掉了,他高兴,另一方面他为自己打过天下,这是将才。”

  白崇禧说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白先勇反复提到这句话:“父亲北伐是参谋长,抗日是副参谋总长,内战是国防部长,一直都是蒋介石最高的幕僚长,这是重用他。但是有些战略上的建议蒋介石没听。我父亲认为军事失败是国共内战最重要的失误,军事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方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

  蒋介石对白崇禧,多有权术上的动作,白先勇说:“到他那个位子,也许非那样不可,我父亲是个军人,政治权谋他不是不懂,他不屑为之。”

  白崇禧在台湾十七年,一直称自己是“待罪之身”。白先勇回忆:“他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丢掉了,是内心这种的内疚。他会跟我讲,再不反攻,从台湾到大陆的兵都老掉了,反攻的机会就越来越渺小。我们这一辈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那一代都是这样的,有他们的想法,丢掉大陆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个心中的痛。”

  “小诸葛”的智慧

  通常只认为说白崇禧是“小诸葛”,是因为他会打仗,但是白先勇的照片集却揭示了白崇禧更多的侧面。

  北伐结束,蒋介石欲削藩裁军,白崇禧曾向蒋介石建言,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即起祸乱;应将军队调往边疆戍边,巩固国防。他自己请愿带兵往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身为回教徒,白崇禧对治理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有兴趣,列出过治疆纲要,作过边疆和民族问题的阐述。

  北伐结束之后,白崇禧治理广西颇有成效,被称为“新斯巴达”。胡适曾经到访广西,对当地大加称赞。最近史学界重新开始讨论对“军阀”的认识,有声音认为当时的广西、山西,都是地方自治做得比较好的,甚至也许是联邦制的某种可能。白先勇说,父亲在广西的治理,美国有专书研究的,书名为叫Guang xi Way,阐述上世纪30年代的广西治理:“那时候父亲在广西土改,减租,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像孙中山那一套建国大纲;打土匪把治安稳定下来;同时训练民团,建设基层组织;办教育,办新学。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动作跟延安的土改是同步的,都在上世纪30年代,但是广西没有搞阶级斗争,有土改、民团、新学,建立学校,中学小学。后来打仗了,抗日胜利归中央管理,这一套全部废弃了。但是到今天,广西人讲起来还是蛮怀念那段时期。”白崇禧在广西练兵也卓有成效,日后广西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重要力量。

  抗战期间,白崇禧也提出过“持久战”的想法。1938年,武汉军事会议上他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这个方针为最高当局采用,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原则。白先勇也听父亲说过这个方针:“他是受了俄法战争的影响,俄国人对于拿破仑侵入,俄国人就把拿破仑拖到广大的内地,把他们给拖垮。日本人要速战速决,我们就是要延长它,把他们拖到内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要全面地对日本抗战。”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此后一直有人反思国民党在最初到台湾时对待本省人士的策略有误。大陆读者不熟悉的是,“二二八”之后,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在1947年3月27日就到台北展开密集宣慰工作,在台湾一共17日,由北到南,多次广播、演讲,与各界民众代表接触,以国防部长名义,安抚人心,停止滥杀,解救死刑犯,并提出改革台政的方针,建立制度,举荐人才。白崇禧也一贯与台湾省内人士友善,有原住民朋友。

  在台湾,因为政治上的“去蒋化”因素,国民党在大陆部分的历史也有越来越削弱的趋势。面对大陆的民国热,白先勇评价说:“说民国什么都好,这又是过头了。不过我想就是这样的,历史像一个钟摆,会矫枉过正,先往这边,再往那边,最终会停在一个中间的位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跑,能看到多少资讯?”

(责任编辑: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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