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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烈士”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2012年04月19日10:17  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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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事实上,他们(即‘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无疑向人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开会的情况,据当时在场的六届中委罗章龙回忆说:

  在四中全会开始时,米夫宣布开会,会议按预先所拟定的议事日程进行。首先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着重批判右倾思想,要求执行国际路线,强调改造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最后由米夫起立宣布进行选举,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说明国际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心。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即停开,宣告会议决裂。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了政治局委员。会上六届中委史文彬提出:这样的增补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共产国际也不能随意任命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之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为无效。请他转达国际,采纳多数中委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分歧。

  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候,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来。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二十六个反对者为另一方,开会了。双方都还是坚持各自原来的意见,说不到一块儿去。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

  三个国际代表离去之后,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这里再住一夜。说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到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了。事后才听到说,顾顺章奉命留难,果然是想消灭这些反对者。

  这些不承认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据罗章龙的回忆录说,冯铿被选为“非委”的候补委员。

  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都被捕了。当场抓了二十九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

  柔石是在东方饭店被捕的,他后来在狱中曾写信给同乡王育和(号清溪):

  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  五日

  信中的“大先生”是一些亲近的人对鲁迅的称呼。柔石曾化名“少雄”,这里简略为“雄”。信是2月5日星期四写的,然而,两天之后即被杀,他已经没有“下星期三”了。柔石完全不知道这已经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十个小时,还希望大先生能设法(例如通过蔡元培)去营救他。

  营救的事,在他们这批人被捕之后就立即开始了。“非委”中央责成史文彬等人筹措营救的款项,找关系营救,并且通过关系给被捕者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衣服。老闸捕房有一包探头目同林育南的岳父有交情,表示愿意尽力营救育南,其他诸人则不能为力。被捕者的亲属也都各自设法。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文中记下了她进行营救的情形:

  ……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邵力子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那位说可以设法买人的也回绝了,说这事很难。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

  热心营救胡也频的还有沈从文。胡适1931年1月20日的日记说:

  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二十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二十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适虽然说了“我无法援助”,但还是拗不过沈从文,按沈的要求为他写了封请蔡元培帮忙的信。沈拿了这信跑到南京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还真给张群写了信。2月20日蔡给胡适回信说:

  适之先生大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蔡元培这信是2月20日写的,已在胡也频被杀十多天之后了,信中还在说“至今尚未开释”的梦话,可见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屠杀已经发生: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

  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选自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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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告别“文革”——
    “建国以来历史决议”出台幕后
        2012年春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照例答中外记者问,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王立军事件时,多次强调须反思“文革”,两次提到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回顾30年前决议出台幕后的曲折艰辛,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走过的弯路,或许我们今天能够更好理解温家宝的语重心长“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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