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文史>>文史阅览馆

阎连科:一个人的三条河【2】

2012年10月16日15:4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字号 】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人人  微博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选摘

想念父亲

土地的身影

到今年,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个春春秋秋,是那么漫长的一河岁月。在这一河岁月的漂流中,过去许多老旧的事情,无论如何,却总是让我不能忘却。而最使我记忆犹新、不能忘却的,比较起来,还是我的父亲和父亲在他活着时劳作的模样儿。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的活着和活着的一些意义,是天正地正的一种应该。

很小的时候——那当儿我只有几岁,或许是不到读书的那个年龄吧,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他的身边,一边看他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踏留在父亲身后或者他身边的影子。

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公辖,但各家各户都还被允许有那么一分几分的土地归你所有,任你耕种,任你做作。与此同时,也还允许你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点豆,植树栽葱,都是你的权益和自由。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阳,然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礓土,俚语说是块料礓地,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都要遇到无角无楞、不方不圆、无形无状的料礓石。每年犁地,打破犁铧是常有的事。为了改造这土地,父亲连续几年冬闲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或冒着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镢头挖上一尺深浅,把那些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以备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积少成多,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所使用,块小或彻底寻找不出一点物形的,就挑到沟边,倒进沟底,任风吹雨淋对它的无用进行惩处和暴力。

父亲有一米七多的个头,这年月算不得高个,可在几十年前,一米七多在乡村是少有的高个儿。那时候,我看着他把镢头举过头顶,镢刺儿对着天空,晴天时,那刺儿就似乎差一点钩着了半空中的日头;阴天时,那刺儿就实实在在钩着了半空的游云。因为一面山上,只有我们一家在翻地劳作,四处静得奇妙,我就听见了父亲的镢头钩断云丝那咯咯叭叭的白色声响。追着那种声音,就看见镢头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后,一瞬间,又暴着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坚硬的田地里。而父亲那由直到弯的腰骨,这时会有一种柔韧的响声,像奔跑的汽车轧飞的沙粒样,从他那该洗的粗白布的衬衣下飞奔出来。父亲就这样一镢一镢地刨着,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在他的镢下流去和消失。一个冬日又一个冬日,被他刨碎重又归新组合着。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时,父亲瘦高的身影显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弯曲了许多。我已经清晰无误地觉察出,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直的腰杆儿,可一镢一镢地刨着,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待在那山上吃过带去的午饭,那树也就卸了吊着的物件,又重新努力着撑直起来,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彻底弯下,如挂了两袋、三袋更为沉重的物体,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般。然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镢头举在半空,用力地让镢头暴落在那块料礓地里,直到日头最终沉将下去。

我说:“爹,日头落了。”

父亲把镢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道:“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呢。”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巴嘎巴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行行,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容。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捡出来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了起来的。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漫出豆夹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又将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礓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嘣咔嘣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的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将出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个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床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我们家的那块土地彻底地翻捡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礓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而田头沟底倒堆的礓石也足有家里的几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块地里会有这么多的礓石。你终于知道那块比原来大了许多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从礓石的缝中翻捡出来的,也许七分,也许八分,也许有一亩见余。总之,那块田地对几岁的你来说,犹如一片广场,平整、松软,散发着深红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滚儿,也不会有一点坚硬划破你的一丝皮儿。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劳作和土地的意义,懂得了父亲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似乎明白,作为农民,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在土地之上,都根在土地之中,都与劳作息息相关。或者说,土地与劳作,是农民人生的一切苦乐之源。尤其从那年夏天开始,那块土地的边边角角,都经过了根彻的整理,低凹处的边岸用礓石垒了边坝,临路边易进牛羊的地方,用枣刺封插起来,太过尖角的地脑,落不了犁耙,就用铁锨细翻了一遍,然后,在地里扒出一片蘑菇似的红薯堆,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的红薯苗儿。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好极,因为翻捡礓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人家说:“天呀,看你家这红薯的长势!”

父亲说:“头年生土,下年就不会这样好了。”

人家说:“我家冬天粮不够时,可要借你们家的红薯呀。”

父亲说:“随便,随便。”

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村头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番,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颓秃的镢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公历十月九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了霜降。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事。

一九六六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

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

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说:“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便没有去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夜黑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听着父亲的话,一家人默默无语。

默默无语到月落星稀和人心寒凉。

盖房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常正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离,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

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死亡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的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毕和结束。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尽到一些什么职情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情,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对这一目的就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集中在了要为子女们盖下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便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然在临靠路边的一面山墙上,却表砌了从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来的黄色的礓石,其余三面墙壁,都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三面墙上长有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楞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们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有着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挂在嘴上,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都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能让她的子女们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大年饭。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且邻了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全都用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它也因此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令众多乡人惊惊羡羡。

这就是父亲的事业。是父亲活着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一种实在。

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往,父亲的那种病,都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无非是头痛脑热之类。但头痛与脑热,却是易于治愈的家常小症,而哮喘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山区,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不用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不用说,父亲明白得了这种病,要么借助年轻的体魄和命运,碰巧也就将此病治好还愈了,要么和更多的有了这病的人一样,最终因为此病而谢世。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服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月月,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想让他的子女们不延不误,长大一个,成婚一个;成婚一个,他也就算了却了他的一份必尽的心愿。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婚姻,在那个今天已经改村为镇的左邻右舍的目光中,从订婚到成家,他们都认为较为顺利,这除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本身,与父亲染病挨饿为我们盖起的一间间的乡村瓦屋不无关系。那是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乡村小宅,中央之上,盖三间上房,东西两侧,再各盖两间厢厦,这样七间房子,正留出半分地的一个四方院落:这是豫西农村最为盛行而有些殷实的农家小院。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都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和让孩子们脱掉过热的棉衣一样,再在小树周围扎下一圈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样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筑瓦屋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趟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别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里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讲述故事,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围困着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和楷模。

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都有着被夸大的影响和声誉,对许多农民的日子起着一种引导的督促。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们,方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的生寿。

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那车石头,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都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见父亲脸色青胀,咳嗽不止,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那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啊。”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

“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时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了我这一世人生。”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完婚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寻找着另外一种安宁和清静。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毛钱一个。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

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自己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着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

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去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责任编辑:张淑燕、肖静)

【傅雷打桥牌掀桌子】1931年,从巴黎留学归来刚到上海时,傅雷常与友人搓麻将、打桥牌消遣。原本纯粹的娱乐活动,傅雷却看得非常认真。[详细]

【刘文典:还稀罕他那个“将”?】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详细]

热点文章排行

  1. 新刊(10月下)
    再见,司徒雷登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逝世,他一手创立并为之奋斗半生的燕京大学,早已风流云散,成为教育史上的传奇。五十年过去,我们再度认识他,这位教育家、外交家、热爱中国的美国佬,再见,司徒雷登[详细]

编辑推荐

关于我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