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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盛世为何没能清除腐败?

2013年02月05日10:27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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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后来为什么他自己也变成了贪腐者?张宏杰:乾隆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但并没解决传统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学价值观;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

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戎装得胜图(资料图)

 

残忍而多变的乾隆

北京晨报:乾隆前期与后期变化极大,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此外,他受《易经》影响很大,主张宽严相济,刻意不让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变来变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别残忍。

北京晨报:在书中,您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杀,堪称惨绝人寰,可为什么后代文人反而大加赞美这么一个残忍的人呢?

张宏杰:因为我们有强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杀人越多就越是伟大,其实乾隆的有些行为与希特勒没什么差别,后代文人赞美乾隆,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人道主义的基因,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道主义,还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残忍的,从性格上论,康熙比乾隆宽厚许多,可一旦危及皇权,他也会变得很残酷,动辄灭族。所以说,残忍不是乾隆的问题,而是专制思维的问题。

为何错过现代化

北京晨报:乾隆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最“好”的皇帝却办了最坏的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死循环?

张宏杰:因为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并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无非是把传统的统治技术推到极致。而18世纪,人类文明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乾隆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的是对民众的驯化。如果当时专制统治不是那么密不透风,民间能拥有较大的经济、文化、思想空间,现代化有可能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政治监狱,这个监狱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主动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难以突破的鲜克有终

北京晨报:像历史上许多“明君”一样,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聩、懒政、迷茫的状态中,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绩效如何,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可没有内外条件的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根本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好逸恶劳,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

权力应该受约束,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不让人思考,而皇权是会让人上瘾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还会推出一本书,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权在手很潇洒,其实历代皇帝平均寿命很短,生活质量很低,在权力的重压下,人往往会走向变态。

(责任编辑:张淑燕、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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