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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侠的政治隐喻

历经斗争,仍可笑傲江湖

特约撰稿 | 叶克飞

2013年02月20日15:24  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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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不顾一切维护着世间美好,哪怕他们身处最黑暗的年代,就如令狐冲那样,经历阶级斗争,却真正笑傲江湖。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4期(总第76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笑傲江湖》后记

 

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在上班途中遭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暴徒伏击,被烧成重伤,送院后不治。

这是香港六七暴动的一大标志,直至今日仍时常被人提起。这场从1967年5月6日发动的暴动,于当年年底方告平息。当时,香港左派在大陆“文革”影响下,展开“反英抗暴”行动,矛头直指港英政府。最初,行动以罢工、游行示威为主,不久后便演变为暗杀、炸弹袭击甚至枪战,先后造成52人死亡。

各种暴力行为引来香港市民的极大反感,未被左派控制的传媒纷纷谴责暴力行径,支持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林彬便是其一。

暴动使香港左派声望大跌,在民众口中一度成为“暴力”代名词。暴动期间的罢工罢市、纵火劫掠,也使大量港人变卖家产离港,一轮移民潮就此开启。当然,暴动也促使港英政府审视自身政策,开始改善民生,进行行政、教育、医疗、廉政等多方面改革。

据说当时左派有暗杀名单,排第一的是林彬,排第二的叫“豺狼镛”。这位“豺狼镛”在感受到危险后,选择赴国外暂避,同年开始创作小说《笑傲江湖》。

没错,“豺狼镛”就是查良镛,也就是金庸。

意识形态成为江湖准则

六七暴动期间,金庸执掌的《明报》从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左派的过激行动,其社论和报道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们(指左派)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非黑即白与暴力是一对兄弟,它们的父亲叫极端。这极端同时在《笑傲江湖》的两个舞台上演,一个舞台叫名门正派,一个舞台叫日月神教。

《笑傲江湖》的故事从“灭门”开始,为了《辟邪剑谱》,号称名门正派的青城派将福威镖局杀了个鸡犬不留,只走脱了林平之,暴力手段与暴戾之气就从这里开始贯穿全书。要留意的是,青城派对福威镖局的图谋酝酿已久,绝非突然起意,华山派岳不群派弟子到福州开小酒馆,显然也有预谋。

随之而来的第二场灭门事件同样发生在名门正派,衡山派刘正风准备金盆洗手,可嵩山派众人携五岳剑派盟主令旗到来,指其勾结魔教长老曲洋,在刘正风拒不屈服的情况下将之灭门。

五岳剑派之所以结成同盟,主要是为了抱团对抗日月神教,左冷禅大力推行五岳并派,同样以此作为一大施政目标。因此,五岳剑派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正邪不两立”,强调二元对立。刘正风的灭门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五岳剑派主流话语体系认为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没有“纯洁友谊”,哪怕只玩玩音乐也不行。又如华山内部的气宗与剑宗之争,本是技术领域之争,结果却成了“正邪分歧”,岳不群在阐释剑气之争时,更是对岳灵珊那句“最好是气功剑术,两者都是主”大加批判,认为“你这句话如在三十年前说了出来,只怕过不了半天,便已身首异处了”。

至于刘正风的灭门事件,联想“文革”时足以导致家破人亡的“海外关系”,便可了然。嵩山派对刘正风幼子刘芹的威逼利诱更是“文革”批斗会的写照——先是陆柏对史登达说:“问这小子求不求饶?若不求饶,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当刘芹求饶时,陆柏又说:“饶你不难。但你须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刘正风的不是。”软弱的刘芹被迫说父亲该杀,陆柏说:“很好!从今而后,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刘正风的儿子,我饶了你的性命。”

以生命安全为威胁,逼迫儿子批斗父亲,最后让他们断绝父子关系,这在“文革”中同样屡见不鲜。

金庸写野心家左冷禅,显然有影射左倾之意。这位五岳剑派盟主身上所呈现出的独断、二元对立思维、好大喜功,都有所指。那“非友即敌”、“反对我的就必须打倒”的暴戾之气,在“文革”中同样蔓延。

这种暴力氛围在底层而言往往是一种洗脑后的狂欢,不具备自觉性。当一个人不享有平等的知情权,也未得到正常教育时,他往往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可轻易被人点燃。

当然,还有一些底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每次站队都是浑水摸鱼的机会,他们可趁机获取利益。掌握话语权的人对一切更是“门清儿”,制造极端对立的背后是利益之争,如嵩山派制造灭门惨案,表面上源于正邪不两立,实际上却是为了其大力推行的五岳并派之举。正如《明报》在六七暴动时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香港左派掀起的暴动,其背后也有着各种政治因素,归根到底是为了权力,为了保住自身地位。

(责任编辑:张淑燕、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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