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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紧急处置顾顺章叛变与“伍豪事件”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2013年02月27日10:1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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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1931年4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一事件严重地威胁着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由于周恩来坚决果断的处置,使我党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顾顺章被捕当天叛变

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眼看限期将到,王竹樵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乘渡轮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刚好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

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个可耻的叛徒也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

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钱壮飞接连收到“十万火急”绝密电报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刘杞夫走以后,他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

在4月26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报告。可是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人没有来,但李克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赓,陈赓马上又报告了周恩来。

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做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别多,知道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危害确实特别严重。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即向中央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

(责任编辑:张淑燕、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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