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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高岗试探邓小平:谁是中国的斯大林?

罗平汉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2013年03月06日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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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首先拉拢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诺。他继而又找到了邓小平。在他看来,在各大区和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中,只要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就好办了。因为他认为,东北是他的根据地,自然是他说一不二;华东的饶漱石现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条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经拉拢住;西北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邓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没底。

建国后,(左起)饶漱石、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王维舟游览颐和园(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次党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刚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而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粉碎高饶反党活动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新税制”风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从重庆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党内围绕新税制问题引发一场争论和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税法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采取某些特殊优惠的政策,如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按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三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就更多地来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

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可是,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务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后的税制。修正税制规定:一是试行商品流通税,即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负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二是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的一些项目合并简化;三是修订工商税,将工业品批发环节应交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四是取消对供销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明确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修正后的税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使一些私营批发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厂的税负则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取消了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加之新税制公布时商业系统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也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于是,新税制公布后,在一个短时间里,一些地方曾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执行新税制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率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举条向他作报告。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随后,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将税制修正的情况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毛泽东再次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党的第一书记兼)。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邓小平。

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的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从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更多权力的目的,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篡党夺权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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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淑燕、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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