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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屡次遭遇形象改造:几度沉浮为哪般?

 赵妍

2013年09月17日09:21    来源:时代周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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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不可能自己‘洗澡’,不可能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的修改。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

鲁迅(资料图)

 

“1949年之后,鲁迅被写在了旗帜上。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并不完全符合上世纪50-70年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与这一时期文坛掌控者的历史恩怨也是他必然要面临的障碍。鲁迅之所以被接纳,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他的推崇。但是,领袖的推崇并不能解决这个矛盾。1949年之后,鲁迅必然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环境。”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鲁迅大全集》主编李新宇曾在文章《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进行过探讨,也为鲁迅作品在1949年之后的种种境遇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

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增增减减,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

鲁迅形象改造工程

2001年9月,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最后,周海婴透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毛罗对话”:“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非常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极力推崇鲁迅的毛泽东,却要把鲁迅关进牢里?在李新宇看来,“这件事并不奇怪,也无需惊讶”,“当时一些文化部门的人都知道鲁迅的思想有问题,而且鲁迅作品当时就曾因思想有问题而从教科书上被抽掉。”

据宋云彬1950年7月4日日记记载:“第三册语文课本付排,灿烂谓所选鲁迅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乃鲁迅早期作品,思想有问题,其言甚是,为另选一课。”这里的“灿烂”是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金灿烂,他与宋云彬都是当时教育部和编审局领导。经过两位的审查,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删掉了“思想有问题”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对《故乡》阅读史的考察,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长期占据课本主要地位、阅读者众多的《故乡》,却在“文革”后期—在鲁迅文章被大量选入课本的情况下,消失于中小学的课本。

藤井省三这样推测:这也许是因为,“文革”中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阶级的“我”与农民阶级出身的闰土,以及常常被归入小市民阶级的杨二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让《故乡》成为一篇解释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课文。尤其是面对寂寞的“故乡”,“我”那种动摇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心理,在“文革”时期是不被允许的。

“鲁迅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不可能自己‘洗澡’,不可能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的修改。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李新宇说,“常常是完全不顾事实,在鲁迅脸上随意涂抹。今天许多人对鲁迅反感,反感的正是那个被打扮出来供上神坛的形象。”

90年代再度不合时宜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些变化。上世纪80年代,因为强调反思,拨乱反正,带来了除旧布新的时代新风,所以有了“回到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呐喊,王富仁、钱理群就是那时开始重新研究鲁迅的。但是,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进入90年代,继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时代文化,“鲁迅再次变得不合时宜。”李新宇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稳定高于一切的时代,调侃的、娱乐的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抚摸的、催眠的更受青睐。像鲁迅那样直面现实,拒绝瞒和骗,揭露问题,冷嘲热讽,又提不出建设性意见……早在90年代初,就有主流作家指出:鲁迅能引发地震。鲁迅好斗,爱骂人,当然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不希望作家学鲁迅,也不希望娃娃们学鲁迅。”李新宇说。

实际上,综观教材内容删改的趋势,减少的是鲁迅时代感、政治性强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杂文从上世纪90年代便已逐渐撤出,取而代之的是,鲁迅那些回忆童年、缅怀师友、人情味浓的散文成为教材的主要选择对象。

在鲁迅之外的作家们身上,从教材删改的内容同样能看出时代变迁的痕迹。虽然具体的情况未必与鲁迅遇到的一样,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的本质却保持了一致。如茅盾的文章在2003年之后退出初中语文课本,郭沫若、老舍的文章在2010年之后也撤出,冰心写于1957年的短篇小说《小桔灯》,也在2003年的语文课本中消失。同样被删除的,还有《白杨礼赞》、《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刘胡兰慷慨就义》、《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取而代之的是余秋雨、沈从文、席慕容等作家的作品。

“革命拥有一些资源,无论人力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常常被带入革命之后的时代。那些资源在革命的年代也许是有力的武器,但对于建立新的秩序,却常常有害而无益。由于革命伦理、现实需要和情感作用,人们对一些革命资源常常非常矛盾:一方面是珍惜,一方面是警惕。”在李新宇看来,“鲁迅留下的遗产,不幸属于这样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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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董倩超、王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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