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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传部的最后努力:裁撤驿站 置身利权运动

本刊记者 | 李崇寒

2013年11月27日10:30    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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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邮驿的弊端不断显现,因而裁驿归邮的呼声逐渐多了起来。由于立场不同,各方意见不一致。政界主张对驿站进行改良,整顿驿站以提高公文传递速度……

博物馆展出的清代驿站场(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12月上(总第95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打败沙皇俄国,震动了整个清廷。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胜,俄国以专制败。于是,立宪为变革中国之关键迅速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7月,慈禧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建议实行“立宪”。不过,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为此,清政府对部院进行了大改组,同时增设邮传部。

邮传部成立之前,航运、邮政、铁路、电信系统均由不同的部门分管,大臣们各领其事,纷繁复杂。邮传部设立以后,将上述业务全部并入,不仅有利于清政府整合政治资源,还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实际需要。

高层更迭频繁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邮传部成立。成立初期,事出草创,头绪纷繁,整合部务成为当务之急。在邮传部存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管理层更迭频繁。其中任期时间最长的陈璧为一年零八个月,最短暂者不到半个月。后人据此戏称其为“运动部”,并传言它不利“堂官”。曾任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却认为,权限不一导致邮传部办事困难;再加上邮传部在对外交涉上经常要与外务部进行合作沟通,其中涉及一些分歧摩擦、权力之争的问题,因此历任部长在位时间都不会太长。

按时间顺序来看,可将邮传部主要人物分为初、中、后期三个阶段。初期主要为张百熙、林绍年、岑春煊;中期是陈璧与徐世昌;后期为唐绍仪和盛宣怀。张百熙是清末立宪派分子,袁世凯亲家。他上台后不久就多次受到奏参,在任时间不过半年。此后,继任者林绍年、岑春煊均因工作意见不一,卷入派系斗争而被排挤,两人上任时间均只有一个月。

岑春煊在位时间虽短,但却做过一件有益于京张铁路建设的事。其时,詹天佑担心京张铁路工款接济不上,特地从工地赶赴北京谒见岑春煊,力陈京张铁路应当早日修成的三大理由,而不应受款源影响耽误工期。岑春煊听后,设法向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筹到65万两白银交由詹天佑支用。

陈璧曾受张百熙举荐,属趋新式人物。他到任后整顿部务不遗余力,然而当时纪检官员谢远涵的一道“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的奏折,却将其推上了革职离任的道路。按当时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有585万英镑之巨,远远超出其法定年薪360两白银。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清廷查无实据,或许舆论过于夸大,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妥协,陈璧被认定需对这些罪名承担“领导责任”。此时恰逢袁世凯被贬,失去靠山的陈璧只好承担如此后果。

陈被开革后,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即被授予邮传部尚书,因徐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恐早晚牵连自己,心中惴惴不安,上任后曾数次上折请退,均被载沣“温谕挽留”。到唐绍仪从邮传部左侍郎升为尚书时,已是宣统二年七月(1910年7月)了。

甫一上任,唐绍仪就尽显其奢华排场,传说他每顿饭必杀双鸡双鸭,取其肉汁烹调食物。他每天要吃四餐,每餐耗费十金,即便如此,唐绍仪还不满足,经常感叹“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因其生活奢靡,入不敷出,唐绍仪只好在部内减员减薪,弄得邮传部司员们怨声载道。3个月后,唐绍仪因派系争斗称病辞职。

宣统二年十二月(1910年12月),邮传部第八任也是最后一任尚书的担子终于落在了盛宣怀的肩上。事实上,邮传部本就是盛宣怀的地盘,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盛宣怀一直是中国铁路的“老大”。邮传部将铁路、航运、电信、邮政四大系统综合起来,以铁路为重,按理来说,第一任尚书就非盛宣怀莫属,但他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直到1910年底才真正出山。

在任期间,盛宣怀的重要活动是收回邮政、接收驿站、规划官建邮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等。他主张借外债将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是一开明政策,但由于实施不当,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导致其被革职,财产也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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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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