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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革”期间广州的“打劳改犯”事件

张志慎

2014年06月11日09:20    来源:羊城晚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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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一九六六年广州街头的游行队伍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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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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