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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士为知己者死——读《资治通鉴》之一

2014年07月17日11:51    来源:南风窗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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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与“士”绝不相同,士大夫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士大夫阶级的出现,恰标志着“士”的消失与堕落。

豫让刺赵襄子

《资治通鉴》属于“硬书”之类,中华书局新版(2011版)便有20卷之巨,读完甚为不易,读罢能够读出头绪来,则更非易事。

这套书的第一卷,讲的是自战国到汉初,即周威烈王到汉惠帝,亦即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189年间的事。这第一卷的主题,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士为知己者死。

“士”是什么?士是战国时代的社会主体。陶希圣概括说,士即“耕战之士”。又战斗来又生产,士是由健朴的农民中选拔出的战士,士,也就是武士。

钱穆说:“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里先生亦同意此见解。”他还说:“西周时代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前就有。”

什么是“国”?“国”就是城郭、城圈之意,将开垦的土地周围掘土成堤,堤上种树,使人不能越过,此谓之“封”。封信、封门、封疆、封建,都是从这里来的。

魏源说,中国自古为居国、行国,而中国变成“海国”,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

什么是“居国”?居国就是城邦之国,古代中国的国家,就是城市国家或“城郭”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城邦与西方相同,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依旧回城郭休息。相对于国,村落则是在汉代之后方才大规模在北方出现,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为政策的“屯田”的产物,“邨”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

战国时代,正是武装农民的垦殖活动达到高峰的时代,也是武士为主体的时代。

《资治通鉴》第一卷写的就是这个时代,它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武士形象:如豫让、吴起、侯嬴、曹沬、毛遂、蔺相如、聂政、荆轲、信陵君、项羽、田横等,故这第一卷,完全可以看作一部《武士传》。

中国自古有两个“兵窝子”,一曰湘,一曰晋。“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杨度1903年一首《湖南少年歌》,算把湖南这个“兵窝子”写绝了,但此洋洋一篇,恐还是不敌一句山西民谚:“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明代以降,名曰“晋商”的武装商队纵横欧亚大陆,要做成这种买卖,没有武装押运、没有尚武精神是不行的。

而中国自古把农民组织成为兵,便是从晋文公行军事编制之法开始的,商鞅变法倡导“农战”,只不过是把晋的强国之道用于当时还很落后的秦。

《资治通鉴》第一卷,正是从“三家分晋”写起,从豫让这个小人物写起。

豫让,是中华民族正史上第一个失败的豪杰、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英雄。他是战国时代第一个武士。

豫让为什么执意要为智伯报仇?在这个问题上,《资治通鉴》与《史记》的回答是全然不同的。司马光的回答是:为了维护君臣之道,即“忠臣不事二主”,但司马迁的回答却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为了维护人格与信义,为了维护、倾听自己的良心。

什么是我们先民的精神?梁任公在写于1904年10月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总结说:“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

中国的“武士道”就产生于战国时代之三晋大地,日本的武士道是从中国学去的。可惜,汉立之后,中国的“武士道”就衰亡了。故项羽与田横,可算是中国最后的武士,田横五百士的集体自杀,就标志着一个时代—“士的时代”的结束,而从此之后,武士遂被“文士”—士大夫阶级所取代。汉代末期,汉人已不愿或不能当兵,最终闹到了“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又哪里是凭白无故的呢?

“士大夫”与士绝不相同,士大夫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士大夫阶级的出现,恰标志着“士”的消失与堕落。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说到中国的脊梁,士大夫阶级则往往总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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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詹茜卉、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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