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热历史|史海钩沉|口述史|学者客厅|生活史|历史剧谭|重回历史现场|专栏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文史专题|资讯|文史视界|佛教文化|特别关注|文艺大家|读书
热 词太平天国 甲午战争 萧红 越南排华 大老虎 核潜艇 胡耀邦 毛泽东 林彪 蒋介石 斯大林
人民网>>文史>>文史专题>>“北戴河会议”如何影响中国

1983年“严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陶盈

2014年08月15日11:10    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邓小平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原名《文史参考》)2010年10月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浩劫终于尘埃落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步入正轨。经过两三年的短暂调整,刑法登上新中国历史舞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彭真的主持下起草,经37次修改,1979年7月6日,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第一部刑法法典正式颁布并实施。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在“文革”打砸抢烧的无政府主义遗毒的影响下,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高发,中央终于下决心进行“严打”。

刑法诞生 死刑入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诞生,标志我国立法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刑法典中,第一次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加以统一规范。其中规定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共27种,分为两大类,属于反革命罪的有14种,包括背叛祖国罪、持械聚众叛乱罪、组织越狱罪、间谍罪等;另外的13种罪行,包括抢劫罪、贪污罪、放火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属于普通刑事犯罪一类。

新诞生的1979年刑法中,对死刑的态度非常谨慎,分则中将死刑的罪种数目控制在较小的数字内,总则中再次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界定。在犯罪情节上,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针对犯罪主体,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复核程序上,规定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关于执行制度,法典指出,被判死刑的罪犯,“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之,此时的方针为“严肃与谨慎相结合”。

“十年动乱”过去了,刑法诞生了,整个国家向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公民对新刑法的最初认知暂时还停留在广播和报纸的宣传上,至于感性认识和深刻体会,是在刑法出台后的第4年,那一年就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1983年“严打”。

上世纪80年代初恶性案件频繁发生

“文革”结束,刑法出台,大的政治动荡过去了,社会并未真正稳定与安宁。“十年动乱”带来巨大的后遗症,盗窃犯、杀人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层出不穷。十年浩劫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加之刑法出台初始,各项措施有待完善,不法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1979年9月9日15时,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施汉培发现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抓获犯罪分子进行了体罚,引来附近群众围观,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16时左右,20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流氓分子抢夺警用喇叭,揪打施汉培,围攻在场其他民警,抢去警帽。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阻拦途经的小汽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儿,推翻农民的菜车,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侮辱妇女。控江路顿时陷入混乱,持续5个半小时。19点45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女干部吴某骑自行车途经控江路桥,被部分流氓包围和调戏,连人带车推倒并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并凌辱蹂躏近一个小时。吴某被剥掉衣服,身上多处被抓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时30分左右,杨浦区公安分局先后调集30名干警和80多名治安联防人员,维持现场秩序。21时前后,市公安局又调遣民警200名赶赴现场,劝导、疏散围观群众,流氓分子也纷纷溜走,直到午夜控江路地段的治安秩序才恢复正常。此案经侦查,先后抓获31名流氓分子,其中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7名,劳改教养11名。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而这时距《刑法》在全国人大上通过仅两个月。

诸如此类影响恶劣的事件一时难以遏制,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东路发生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发生自杀性爆炸案,作案者北京人王志刚,因失恋自爆,当场死亡,炸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有9人死亡。1981年4月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名外逃劳教人员尾随、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对其进行强奸、猥亵。1982年公安部门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起。杀人抢劫等重大案件突出,尤其在城市,当年发生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当众抢劫强奸案,河北省承德市连续抢劫强奸少女案等。1983年前几个月,发案率猛烈上升的势头不减。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上下夜班的女工总是提心吊胆,回家时间稍一拖延,就令家人揪心,生怕出现意外;父母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儿独自在外玩耍,万一被拐骗走,再难找回;上下班高峰期,人流集中地,伺机抢包者见缝插针,一旦得手,拔腿就跑,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许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1979年颁布的《刑法》对严重刑事犯罪量刑偏低,公安队伍装备落后,民警的待遇偏低。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这“三气”是对当时治安状况的生动描述。当时的犯罪分子还显现低龄化的趋势,据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作案成员总数的70%。

邓小平拍板“严打”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江渭清建议道:“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邓小平开始重视治安问题,而促使他下决心进行严打的,是几个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六一六”案件。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还同时犯有抢劫罪、爆炸罪。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们到牙克石出差办事心存恐惧,不敢走出火车站的站台。由于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将罪犯全部处以死刑,最终只有其中两人被判死刑。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邓小平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

刘复之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任部长后,针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于7月送报中央。邓小平在两天内看完了这份报告,1983年7月17日上午9时,他召集刘复之和彭真来到自己在北戴河的疗养住所。

邓小平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手里拿着由刘复之起草的、两天前上交的报告。几句寒暄之后,他直切主题:“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说着,邓小平翻开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读到这里,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他打着手势,“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如此严厉的打击可能引起的社会争议,邓小平早有预料,“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彭真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

分享到:
(责编:张淑燕、周斌)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