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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文史>>《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区——人文家国 历久弥新>>《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05期(总第125期)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新中国成立初期撤销大区的台前幕后

本刊记者 李响

2015年02月25日16:26    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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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国政坛发生一件盛事:“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董必武称赞他们为“千里驹”。尤以高岗位高权重,统管全国经济,一度与刘少奇、周恩来并驾齐驱,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标题:撤销大区的台前幕后  

2004年,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接受党史专家林蕴晖访谈,忆及巅峰时期的高岗,反复说到的关键词是“得意”。“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高很得意。有一次,他见到我,对我说:李锐啊!你看,我这个人管经济啊。啊唷!非常得意。”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国政坛发生一件盛事:“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董必武称赞他们为“千里驹”。尤以高岗位高权重,统管全国经济,一度与刘少奇、周恩来并驾齐驱,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高饶事件”,“五马”之中二人落马,直接促成大区的彻底撤销,这一过程既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也翻云覆雨惊心动魄。

“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事务部撤销的决议。原华北人民政府管辖范围就是北京及其周边省份,新中国成立后即归中央直属,此次撤销华北机构顺理成章。以此为标志,针对大区的一系列裁撤措施开始了。

1952年6月,高岗、邓子恢、习仲勋到中央探讨了调整大行政区的问题。高岗回去后立即拟定方案,缩小东北大区职权,精简机构,将七千多编制人员减少五千,多余的干部一部分送中央,一部分调至各省市各企业及基本建设部门。刘少奇向各大区转发了东北局的方案供研究,要求以此为参考拟定初步方案上交。

为什么要调整刚刚设立两年多的大行政区?新中国成立三年,经济基本恢复,政权趋于稳定,朝鲜战争也度过最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提前向社会主义改造迈进,准备从1953年开始效法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全国一盘棋”,就要加强中央集权,不能各自为政。

经济建设是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分散主义”苗头令毛泽东十分担忧。战争时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解放区有相当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这种情况仍然在一定程度延续,大区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继承战时体制实行一元化领导,极具个人权威;大区拥有立法权,对于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规,并非都无条件贯彻执行。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全国上下步调统一的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挂帅的镇压反革命、整党整风、“三反”“五反”等全国性政治运动,毛泽东直接给大区领导下指标定任务,具体指挥省级单位行动,以高强度方式整合了意识形态,也夯实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刘少奇负责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负责除军事以外几乎一切政务。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主张党政分开,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政府实施,党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因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通常不向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就推行。毛泽东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对许多工作都不经手甚至不知情,杨奎松在《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引用高岗秘书赵家梁的回忆,毛泽东曾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一方面,中央繁重的工作集中在少数领导人身上,且政府工作脱离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各大行政区都有一套五脏俱全的庞大机构,封疆大吏身兼数职,俨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个中央。这种矛盾形态,使毛泽东深感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将大区领导人调入中央任职则一举两得,既可以从地方收权,又可以分担刘少奇、周恩来的权责,于是便有了调“五马”进京的构想。

向苏联学习

在“五马”进京之前,各大区军事将领已经先行一步调离。辽沈战役后,东北无战事,原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率部入关,由不太懂军事的高岗接任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林彪一路南征,担任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书记兼司令员,1950年10月,他到苏联养病,将四野主力移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中南局事务由第二书记邓子恢负责;同一时间,彭德怀远赴朝鲜战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成为实际负责人;西南局刘伯承1950年主动提议到南京筹建解放军军事学院;华东司令员陈毅与毛泽东“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并且陈毅与华东一把手饶漱石不和,留在当地也有制衡作用;华北聂荣臻入驻中南海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几乎不再过问华北军区事务。

中央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大行政区的联系与控制。比如密集宣召地方大员进京开会,新中国成立之后仅八个月,就召开了80多种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各大区主要领导人与中央及其他区之间的兼职和交流不断,还规定大区每三个月须向政务院送工作综合报告一次,重要会议记录和资料报送政务院等。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工作都向苏联学习,权力集中到中央后如何分工,首先想到的也是向苏联取经。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同时发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电报,透露:“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张闻天的任务就是去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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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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