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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开国大将肖劲光被迫向高岗道歉始末

李意根

2015年03月31日09:3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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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经过反思,向毛泽东作了认真检讨,并主动承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他说:“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在领导,在我以身作则不好,对部队教育不够。”事后,他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整风会议后期,他又就这一问题专门作了检查,深挖了思想根源。

原标题:揭秘:肖劲光向高岗道歉事件前后

开国大将肖劲光在党内斗争中,多次挨过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党组织生活不正常时期发生的。但是,在这些批判当中,也有一次是发生在党内生活比较正常的时期,这就是在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被批。很多年以后,肖劲光大将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既感到有该接受教训的成份,又感到委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 合

肖劲光和高岗,当时一个是直属中央军委的留守兵团的司令员,一个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两个人怎么会产生矛盾呢?这还得从高岗的“官运”说起。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这个时候,西北工作由谁来主持?据师哲回忆:“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为选拔西北工作的负责人,征求大家意见。说实在的,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再没有什么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论资排辈,那么高岗的资历最长。高岗当时在内蒙工作,毛泽东把他调回,让他负责西北局的工作。”高岗从三边地区回到陕北以后,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1937年8月,高岗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达5年之久;在这期间,高岗又兼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而当时中共中央在全国仅设有4个中央局,高岗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高岗在升迁的过程中,与留在陕北掌握军事大权的肖劲光产生了矛盾,高岗认为肖劲光阻挡了他的“前程”,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前程。高岗从三边剿匪回来,中央决定让他暂时留在军委一局任代理局长,而当时肖劲光是军委参谋长,属于高岗的直接上级。高岗为此大为不满,认为自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只当个局长,地位太低,因此经常说怪话,工作也敷衍塞责。当时有不少飞机在延安降落,为了确保安全,飞机场经常需要修理。有一次,肖劲光让高岗去督促快些把机场修好,结果由于高岗没有尽到责任,任务没能按时完成。肖劲光非常生气,把高岗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顿。

后来,高岗虽然官越当越大,掌握了边区党政大权,但军权却未到手。他虽然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但这只是千八百人的地方部队,当时边区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连毛泽东都说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因此,1939年秋当高岗见到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留守兵团司令,政委职位空缺时,他就一心想当留守兵团政委,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高岗活动要来当留守兵团政委的事情,肖劲光也知道,但是高岗给他的印象并不好。据肖劲光自己回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因此,肖劲光对高岗的要求持反对的态度,这可以从时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的回忆中得到印证。莫文骅说:“一次肖劲光找我谈话说,留守兵团没有政委不行呵,最好请中央军委派一个来,实在派不出,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出一个人来兼呢?”从中可以看出,肖劲光没有想让高岗来当政委。但最后由肖劲光兼政委则是由莫文骅提议的。莫回忆说:“我并没和别人商量,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建议肖劲光兼政委,不到三天,毛主席下手令让肖劲光兼政委。”这样,高岗的希望就落空了。

在高岗看来,这次自己没有当成留守兵团政委而被肖劲光兼任,是肖劲光在背后使的坏。这便成了二人后来产生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高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以后,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给予了他极大的尊重。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高岗成为在整风过程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但是,与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态度相比,身为军人的肖劲光对高岗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肖劲光认为,留守兵团是归中央直接领导的,与西北局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必要向西北局报告留守兵团的工作,因此就没有经常向高岗汇报。这样一来,高岗非常生气和恼火。

矛 盾

与肖劲光个人的恩怨是拿不上台面的,高岗知道不能以此作为打击肖劲光的理由。打击肖劲光要冠冕堂皇,他找到的理由是肖对西北局地方和政府不尊重。

军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由于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负担重,军队困难多,军政、军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小矛盾。随着不断累积,这些小矛盾就变成了大矛盾,有时甚至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其中有两次竟闹到了毛泽东那里。

一是告状案。1939年冬的一天,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到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团长陈先瑞向他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到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了起来。莫文骅为此给边区副主席高自立打电报,反映有关情况,希望边区政府给予帮助。肖劲光觉得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处理不好影响可能很恶劣,因此把这封电报同时批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朱德总司令看了电报后,批评了边区政府。高岗不服,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因此,有一天,毛泽东把肖劲光和莫文骅等人叫去,当着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高岗的面,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自己不检讨,还向中央告状!”莫文骅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快作检讨,并说明电报是打给个人反映情况的,并没有向中央告状。他讲完后,边区政府一位负责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主席听后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嘛!”又说:“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这样大家才不再吭声了。这是肖劲光和高岗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化。

二是枪击案。据莫文骅回忆:1941年秋的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找莫文骅去谈话。该部长说:“三五九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对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个连长和排长枪决。”因为莫文骅兼任留守兵团军法处长,该组织部长通知他要马上执行。莫文骅听后吃了一惊,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怎能立即执行?于是说:“此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三五九旅属兵团代管的部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得回去告知肖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王震时任三五九旅旅长。这位部长回答说:“不行!西北局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要执行!”莫文骅仍坚持先调查后处理,两人争执起来。组织部长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莫主任,你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你这个主任还想不想当了?”莫文骅也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不当了!”便骑马走了。回到兵团,莫文骅把此事告诉了肖劲光、曹里怀等人。肖劲光是西北局委员。他不知道此事,也不同意西北局的决定。延安城小,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出面找西北局的同志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倔脾气,光压是不行的。要调查,讲点道理。”后来毛泽东也说话了,指示双方要进行调查。经过调查以后,证明开枪的是县大队的人,而非三五九旅的两位干部。这时,该组织部长也无话可说了。莫文骅问他:“怎么样?不是三五九旅的人开的枪吧,还枪毙人吗?枪毙谁?”对方不作声,莫文骅又说:“算了吧,回去各自作检查好了!”对方表示同意。就这样,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救了两条人命。

检 讨

两人的矛盾终于在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爆发了。

1942年10月10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用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并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这次会上,高岗借整风之机向肖劲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在高岗的鼓动、撺掇下,西北局和边区行政部门的一些同志,也对肖劲光和留守兵团的领导提出了苛刻的批评意见,说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甚至有人把这些上升到“军阀主义”的高度,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这严重挫伤了留守兵团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不仅如此,高岗还点名批评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说他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严重。据莫文骅回忆,肖劲光见自己受到了高岗的无端诬蔑,一时受不了,袖子一甩,中途退出了会场。莫文骅怕肖劲光出意外,告诉了时任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李富春,李富春立即到肖劲光的宿舍找他谈心,劝他正确对待批评,肖劲光这才返回继续参加会议。

肖劲光和高岗不和的事情,最终闹到了毛泽东那里。两人一个是地方大员,中央驻地也在其管辖之中;一个是军中大将,中央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在对两个人关系的处理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非常尊重地方领导人高岗,而对肖劲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高干会议上,两人再次发生冲突的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为此,他专门召见了肖劲光、莫文骅、耿飚等留守兵团的领导。毛泽东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指出:“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是件大好事,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谈话近两个小时,毛泽东说得大家都心悦诚服。

在莫文骅等人离开后,毛泽东又与肖劲光作了个别交谈。毛泽东说:“你是个老同志,应该清楚我们军队的传统。部队在哪里都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扎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最后,毛泽东呵呵笑着说:“肖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 听了这句话,肖劲光一愣,心想:我怎么能算大知识分子呢?仔细品味之后他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是说像他这样系统地上过学,又出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人,在当时部队里很少,当然应该算“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提醒他,不要太书生气,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学会协调疏通各方面关系。毛泽东还劝肖劲光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到军队、地方政府以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中间走一走,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肖劲光经过反思,向毛泽东作了认真检讨,并主动承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他说:“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在领导,在我以身作则不好,对部队教育不够。”事后,他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整风会议后期,他又就这一问题专门作了检查,深挖了思想根源。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特别是为了搞好与西北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1943年元旦前,肖劲光就责成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组织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教育。与此同时,他亲自主持起草了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并公布了包括10项内容的“爱民公约”,确定每年的2月5日—3月4日为拥政爱民活动月(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肖劲光的善意获得了回报。听说留守兵团研究起草了《拥政爱民决定》,边区政府很受启发,也立即行动,于1943年1月15日先于留守兵团发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在边区政府、留守兵团两个“决定”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动和“拥军”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毛泽东对这两个“活动月”十分赞赏,说这样搞很有意义,以后应坚持下去,年年搞。之后,“双拥”逐步形成制度,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纠 正

肖劲光在会上的深刻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高岗也无话可说。但是这次会议无论是对留守兵团,还是对肖劲光个人,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了解事情真相的同志一直为肖劲光的忍辱负重打抱不平。这种消极影响,毛泽东是在两年以后才发现的。据肖劲光回忆,毛泽东后来曾对他说:“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这次调动,也包括肖劲光。

肖劲光是在高干会前就被调动的。1942年6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成立。8月组成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任副司令员。10月,高干会召开前不久,留守兵团正式合并到联防军,只是在对外的时候,才保留留守兵团司令部的番号。

陈先瑞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会议后一阶段中,在对留守兵团错误的批评上,有些扩大化,上纲过高,这点我是有感觉的。我对有的人在批评中不实事求是,不讲究方法,不尊重同志的发言,是有意见的,有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

第一个出来说话的是耿飚。据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1944年秋天,他奉命离开延安之前,主动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见见他。毛泽东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于是,耿飚(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便约上曹里怀(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一同前往。耿飚之所以叫上曹里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二人同住一室;二是他们二人对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的问题,有着相同的看法。

到了毛泽东的驻地,两人先谈了他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情况和两条建议。毛泽东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耿飚赶紧拿出早已写好的这五条意见,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可能是耿飚等人的反映起了作用,也或许是随着延安形势的稳定,毛泽东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当年高岗和肖劲光的矛盾问题,总之,他对这个问题后来又做了很客观的评论。据肖劲光晚年自己回忆:“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枣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所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就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对于这些缺点错误必须正视,勇于改正,那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五条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战无不胜的”。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评价,肖劲光心悦诚服。他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既肯定了成绩,又分清了错误是非,并教育我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他教育干部的良苦用心,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它。几十年来,毛主席的这一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到这时,肖劲光向高岗道歉事件才彻底告一段落。

(原载于《世纪风采》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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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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