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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女红军:最头痛的是来"例假"

沙可

2015年05月29日14:45    来源:海南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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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

部分女红军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 (资料图片)

部分长征女杰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2月14日,北京。漫天纷扬的小雪带来漫漫的哀思。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长征女红军谢飞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谢飞是海南文昌人,是参加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谢飞的逝去,让人回顾起万里长征路上女红军战士的英勇历史与慷慨壮歌。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有2000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除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的30位女红军外,陆续加入长征征程的其他方面军女战士共2000多人)。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像男人一样战斗,她们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也处于危急关头。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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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子一鸣、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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