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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告密文化”

郑异凡

2015年07月21日07:59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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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

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网络图)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转载请注明来源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1923年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他提请全会参加者注意,党内生活的停滞、党内存在非法派别集团、任命制取代选举制等已成为一种危险,瓦解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内状况不良。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这一次,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在1925年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围绕告密问题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有人公开支持告密,有人提出异议。

联共(布)14大召开之前,党内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执行的方针政策。14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新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的10大曾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所以斯大林紧紧抓住派别活动做文章,指责“新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对“新反对派”的许多指控主要依据的是党员列昂诺夫给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报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扎卢茨基以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谈话内容。

针对这种告密行为,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巴卡耶夫在发言中指出,党内不允许告密行为,他说,“我对企图在我们党内扎根的那种不健康的道德作风不能泰然处之。我指的是告密行为”,这种告密行为会导致党员互不信任,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员尼古拉耶娃反对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于党内,她说:“什么是契卡人员?契卡人员是反对敌人的武器……是反对阶级敌人的。告密党内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某些同志,这只会瓦解我们的党……党内的这种制度将带来损害,它将扼杀真正的不满,扼杀每一个会思考的共产党员都会出现的一系列不解的问题……不应当用这种制度去斗争,而应当依靠正确的党内民主制度去斗争。”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B·C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封告密信,称布哈林学派的BH阿斯特罗··夫、AH斯列普可夫、EB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拥护者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活动。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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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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