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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出来的民国:回望1911年辛亥革命

2015年11月23日10:22  傅国涌  来源:中国经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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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为百姓剪辫子。

三派合力——共造民国

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因为没有把那些力量从肉体上、精神上消灭掉,他们还存在,存在就有问题,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今天看起来,100年前的中国真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峙,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求出路,包括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回望110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103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有留下了一个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重回北京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的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到了1905年甚至把1科举制度都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动摇了,整个的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镇压掉的戊戌变法的那一些纲领。1906年9月1号颁布的她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10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留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远到新疆,我在1910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虽然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新疆咨议局”的牌子。

咨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100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指手划脚,对政府的施政评头论足。在很多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政府和咨议局之间都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冲突,造成了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着咨议局的常驻议员,以辞职来抗议。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服咨议局对对他的这种制衡,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中央一级也产生了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大的机构资政院,一部分钦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另一部分民选议员,就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经具备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我看了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凡是由受过中学堂或相当于中学堂学历的人;第二个条件是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还有一个条件是家里有5000银元的营业资本,或者纳税200元以上的具有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还有其他的就是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当然都男性,女性是没有资格的。它的限制条件里面,主要就是两条:一个是受教育程度,一个是有一定的财产,我们过去说的无恒产者无恒心。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其实也都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1787年有了宪法,最初具有选举资格的人都要具有一定纳税金额的成年白人男人,这个就是限制条件,黑人不算,女人不算。到了后来所有的白人男子,无论是纳税多少都有选举资格。到20世纪中叶,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龄也都具有选举资格。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开放到黑人具有选举权。美国的这个过程也横跨了好几百年。英国也一样,英国是一个更古老的国家,1215年英国就有大宪章,整个过程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到了女性都有选举权,也是到20世纪,有600年到700年的过程。没有发现一个有历史的国家,在一开始启动选举时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选举权。

中国在最初的开放选举当中,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43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都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条财产限制,有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不是说钱财不能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按教育程度。

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作的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从1909年到1911年之间,他们发动了至少3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几乎都卷入了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慢慢的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以张謇、汤寿潜这些名流为代表,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

即使在低层社会,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里所写的,未庄当然是鲁迅虚构的,阿Q这样的人或者阿Q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不赞同革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们推动的,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等到革命之势已成,革命派才发现他们驾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够的军饷,要打仗,继续北伐,就要有足够的军饷,但这个很难解决。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对有限的力量,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杀,只能妥协,只能坐下来谈判,只能寻求多赢,而不可能一家独赢。

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这个互动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动,也不是恶性互动,而是一个中性互动。中性也好,和中间道路、中间思想一样,不是什么坏事情。辛亥革命很幸运,三派力量都没有足够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们坐下来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南北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两个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国,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在一起好说话,这简直就是广东人与广东人的谈判。

这个谈判的背后还另有一个谈判,就是我们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个南北和谈,是军人和军人在谈。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顾忠琛,也许之间和谈更具有实质性,如果说前者是“文和谈”,后者就是“武和谈”。这个和谈决定了三派殊途同归,他们达成的5条协议就决定了清朝的结束和中华民国的诞生:

第一条,建立共和政体,就决定要抛弃满清王朝。

第二条,本来北方主张写明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南方不同意,讨价还价,最后妥协: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袁世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来,其实上就确定了袁世凯要当总统。

第三条,凡南北将士出力者一律优待,不予追究。北方的将士顾虑共和达成之后秋后算帐,所以他们特意要写上这一条。

第四条,要建立国会,恢复各省秩序。

第五条,优待清廷。

达成这个协议,清朝其实就完了,签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号,等到段祺瑞等47个将领联名呼吁赞成共和,以武力逼宫,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

隆裕太后是一个平庸的太后,不像慈禧,面对这样的内外交困,面对袁世凯那种层出不穷的诡计,她根本招架不住。而且当时满洲王公贵族也确实到了极为不堪的地步。朝廷都要垮台了,袁世凯逼他们出钱,除了隆裕太后自己从宫廷里面拿出黄金,那些家里很有钱的,也都不肯掏钱,一个比一个吝啬。那些太子党们,王公贵族们,把钱财仍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面对危机、面临挑战时,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确实一败涂地,不堪入目。出力又不会,出钱又不肯,在临危起用袁世凯前,军权几乎都在满洲人手里,所有的重要岗位都在他们的手里。开政治局的会议,一桌子都是满洲的王公贵族,汉人只有一两个。袁世凯是北洋派的灵魂,他掌握了决定清朝命运的钥匙。如果不是那些满洲贵族这么没用,袁世凯已被削职回乡了,不在位上了,根本没有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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