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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长征中如何重获军事指挥权

陈力

2016年04月29日11:2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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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委员,成立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和王稼祥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北上。11月3日,成立了毛泽东任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6年12月7日,扩大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更加名副其实。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打击下处境困难。伍修权回忆说:“左”倾领导者甚至“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还担任一定职务、在红军中有“很高威望”,他可能连长征都参加不了。可以说,长征中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离不开他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其中的艰辛与坎坷鲜为人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表明,博古、李德不可能率领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湘江战役后,面对红军的惨痛损失,李德企图诿过于人,下令将率部在湘江边阻击敌人、因部队被打散自己负伤突围的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捆绑起来军法处置,被毛泽东制止。面对困境,博古更是一筹莫展,举止失态,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见状严肃告诫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此时,军事指挥错误和部队遭受的严重损失,也引起了红军指战员的不满。刘伯承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成为全军上下的强烈要求。

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很大努力。他首先争取说服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曾是“左”倾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现实也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广昌战役时,李德盲目硬拼的打法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彭德怀气得指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闻天也批评李德的打法给红军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博古讥讽张闻天是“机会主义”,两人因此激烈争执,分歧逐渐加深。王稼祥先后参加过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的组织领导,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了解较早。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4万人面对国民党20万大军。当时,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都主张撤出苏区以避敌锋芒,毛泽东却坚持在苏区内实行“诱敌深入”方针打破敌人“围剿”。最终,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五战连捷,痛快淋漓地夺取了反“围剿”的胜利。这给刚到苏区不久的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在宁都会议上曾支持让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稼祥因伤重未参与组织领导,但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曾多次提出批评。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行军宿营。途中,毛泽东不断与他们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分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受到很大启示,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张闻天也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毛泽东后来曾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证明,张闻天、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对尔后纠正“左”倾军事错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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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刘少敏、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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