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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二年”藏着怎样的秘密?

2016年05月09日15:49    来源:华西都市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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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朝,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洪武2年,还是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

“麻城孝感乡之谜”系列报道

当肇端于元、明的湖广移民迁川活动成为过去,变成一种历史沉淀时,人们出于生命本源的思考,沿着“我从哪里来”这一命题往下求索,自然会唤起对过去的了解和记忆。

由于孝感乡在元明以来的“移湖广实四川”历史中发轫最早,居于源头地位,因此名气最大,影响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尽管这一地理单元早已在湖广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区,一直被湖广移民及其后裔作为对原乡的一种记忆保存下来,并通过口授和文字载体一代代流传至今。

湖广移民密集于“洪武二年”

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

这集中体现在,后世蜀人在追溯祖先来源时,动辄就说迁川时间源自洪武2年(1369)。

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民国《简阳县志》收录的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和湖广籍的30支入川氏族中,明确为洪武2年,或洪武3年入川的家族,有24支,约占80%。

在蜀人祖源记忆中,称洪武2年入蜀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楚籍后裔中,尤其是在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认同。

这种祖源记忆,起源于何时尚待追溯,但在“民国”年间已形成一种“俗传”“蜀语”,达到“人人言然”的程度。

在清朝及“民国”的四川家谱与地方志中,有关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

这些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大多系籍楚省,或经湖广,或经麻城,或经孝感乡入川。

“奉旨入川”的3种不同说法

在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将祖先迁川原因记述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诏入川”,更有的将“奉檄入川”的年代记为洪武2年。

众所周知,洪武2年,四川还被大夏政权控制着。为什么民间族谱普遍将家族由湖广迁入四川的时间书写为“洪武二年”?在洪武2年迁入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既以“奉檄入川”相传,那么,究竟奉谁的旨意?是大夏政权的旨意,还是朱元璋明朝的旨意?还是另有原因?

对此,学界有3种观点。第一,大夏说。祖籍麻城的氏族,大多是元末“东人避乱者”,大夏政权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故颁诏者当为明玉珍无疑。沿称“洪武初迁蜀”的家族,是出于革除前朝“伪号”的需要。在明军平蜀后,不得不避讳以称之。为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及后裔便称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或改称“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朝说。早在至元24年(1364),朱元璋政权就开始了对鄂东麻黄地区的直接经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夏政权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盘招徕移民。因此,家谱上记载的洪武2年迁入四川的家族,绝非是响应大夏政权的诏令。那么,这些迁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会来自大夏政权,只能是来自明朝。

第三,陈友谅军民说。重庆学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众多洪武2年麻城孝感乡民迁川的案例时指出,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朝,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洪武2年,还是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这么多人一起从孝感乡入川,是从军,还是移民?洪武2年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夏政权不可能到湖北征召。因此,这些人应视为自发移民,也就是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陈友谅军民。

“洪武二年”是一种象征符号

“洪武二年”不仅是四川移民迁徙源流上的一大难点,也是明朝移民史上一个令人费解的话题。环顾明初全国各地的移民活动,除确需以确切年份来书写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这种纪年方式来加以表达。

四川“洪武二年”现象的产生,一般而言,通常应理解为“蜀人楚籍”在明军平蜀后,出于“避忌”的一种行为表现。

四川各种地方文献也无不证明,早在明军平蜀前,已有各种类型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蜀人楚籍”的主体。

明朝定鼎天下后,这部分“蜀人楚籍”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及大夏,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洪武二年”。可见,“洪武二年”之于四川,实乃元明改朝换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众身上的一种文化符号。

继元末明初“徙楚实蜀”现象后,四川又在明末清初发生了再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为区分不同时代迁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将“洪武二年”作为划分明初时代迁入者的识别标志。

在清初以来的四川社会中,与明末清初新迁入的移民相对照,其中既有宋元时代迁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为标志的明代迁入者,他们一起构成当地的“土著”,“俗称本地人”。

由于这一划分符合四川历史实际,不失为历史时期四川人口来源构成的真实写照,故这种认识逐渐积淀为四川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

到了“民国”年间,当新一轮四川地方志和族谱编修高潮到来之际,“洪武二年”成为指代明初时代的一种象征符号,被保存在地方民间文献中。 (四)

黄勇整理(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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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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