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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延安“雷击事件”引发的党群关系问题思考

2016年05月09日16:32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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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雷是天象,雷打死人是天灾,借雷打死人诅咒执政党的领袖,则不是一般的个人恩怨,而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是天大的事。

原标题:从《固临调查》里能学到什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延安时期的群众工作,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

雷声、骂声与民生

打雷是天象,雷打死人是天灾,借雷打死人诅咒执政党的领袖,则不是一般的个人恩怨,而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是天大的事。

“雷击事件”在延安有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10月。清涧县农妇伍兰花因丈夫被雷电击死,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政府官僚横行”,遂被县保安科逮捕,送到延安拟审讯后交法院严惩。毛泽东得悉,请伍兰花来,当面了解详细情况。得知其家庭确实困难后,毛泽东立即指示:马上放人,派专人护送回家,去的人要带上公文,讲明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党和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向她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要求工作人员对这次捕人作出深刻反省,要求组织部门对现任村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为群众服务的统统撤下来。

第二次发生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直属各县市长联席会议,讨论生产自给及经济建设、干部教育、卫生保育工作和运盐问题。雷电从东南屋角穿入会议室内,延川县政府科长李彩云不幸被击中身亡。无独有偶,当天安塞县一位老农民在市场买东西时,拴在木桩上的驴被雷电击死。老农又哭又骂:“老天爷不长眼,你咋不打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

毛泽东听说后,不让延安保卫部门处理骂他的农民,反而思考: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因此,他强调,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曾多次提及“雷击事件”,仅七大前后就三次深刻反思。

群众有怨言怎么办

群众有怨言怎么办?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调查研究。毛泽东特别强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当时著名的调查有林伯渠的甘泉、富县调查,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等。《固临调查》是其中较早进行的。

固临县在延安东南,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过多次区划变更今天已不存在。固临东面的宜川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西面就是南泥湾。此地属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交界,经济条件在延安属中游,在这里调查具有代表性。著名的陕北民歌《蓝花花》人物原型姬延琴就生于固临县临镇西街。

从1941年9月24日到11月25日,李卓然带领调查组成员走遍了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一共蹲了两个月。各个阶层的人都见了个遍,包括农村的二流子。调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特别是对1939年土改前后的农民经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白天走村串户之后,晚上在睡觉的土炕上还要继续工作。每次工作之前,他们都得先干一件事情:用手或小扫把将衣服里面的虱子清理掉。解决了“后顾之忧”,大家才开始将一天得到的各种情况数据汇总起来。李卓然对各类问题列举、分析,仅仅是各类小专题就拟了40多个。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固临调查》一书。

调查发现的问题是:党和政权的下层组织结构没有建立起经常工作机制;边区农村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农增加,贫农减少,但耕地、粮食未增加;土地革命后农民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但党在农村中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旧的习惯和传统仍然势力很大;县区两级没有建立经常的工作与学习制度,必须改进领导制度,纠正“以党代政”“以上代下”现象;在财政经济方面,脱产人员增加,财政收入锐减,群众负担过重。

群众的怨气消解了

《固临调查》是一次实事求是的调查,其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结合《固临调查》等系列调查情况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中央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终解决了部队给养和各个根据地的经费问题,帮助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坚持长期抗日。比解决根据地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群众的骂声没有了、怨气消解了。

《固临调查》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深刻的启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群众就会对我们敬而远之。党群干群关系出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党的领导集体、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善于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的利益意愿诉求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化解党群干群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党群干群关系像“脑手脚一样合拍,骨肉皮一样密切”。

(原载2016年4月25日《北京日报》,作者:毕远佞,系陕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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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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