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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外交官赴日闯祸:黑道捞救

2016年06月01日16:06    来源:时代周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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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高陶事件始末》充分汲取最近10多年来才公开面世的《高宗武回忆录》、《蒋中正日记手稿》等重要文献资料,为进一步解读“高陶事件”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

不做傀儡,采取断然措施

对于出走河内的汪精卫来说,高宗武是其政治班底中唯一懂得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和政治谋略的一个人。1939年2月1日至5日,从香港应召来到河内的高宗武,每天与汪精卫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商谈。他们商议的初步意向是,预定于当年的10月10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由日本方面借款2亿元,在此之前,每月提供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汪精卫为此特派高宗武再次访日。

2月21日,高宗武乘船在长崎登岸时专门拜访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正在这里养病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黄溯初。两个人用温州乡音进行秘密交谈,黄溯初劝告高宗武“救国必先自救”,严肃指出“追随汪精卫是绝对错误的”,希望他及早悬崖勒马。正是这次秘密拜访,为后来的“高陶事件”埋下了伏笔。

高宗武在日本期间,先后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以及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军政首脑进行会晤。3月16日,高宗武回到香港。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内阁五相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定通知高宗武。日本兴亚院为此决定,从4月初到9月底,每月由中国海关的关余中划拨300万元,作为汪精卫卖身投靠的活动经费。

5月6日,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从河内抵达上海,于28日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5月初,高宗武离开香港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之前专门拜访杜月笙。杜月笙劝告他不要去,他表示自己必须去,“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5月31日,高宗武陪同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再一次来到日本。6月18日,汪精卫一行离开东京,于24日抵达天津,28日回到上海。据高宗武回忆:“回到上海的那天,我先回法租界的家发了一通电报给陈公博,知道他急于想知道我们旅行的结果。我说,所有我们希望做到的事,在东京全部一无所成。想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8月22日,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奉命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梅华堂”设立办事机构“梅机关”,专门负责扶植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在此前后,重庆国民政府于6月8日下令通缉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7月14日议决,永远开除褚民谊、周佛海、陈璧君等人党籍。8月24日,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8月26日,下令通缉周佛海、陈璧君。9月12日,下令通缉汉奸陈群、缪斌、梅思平、何世桢、高宗武、丁默村、林柏生、李圣五。由于陶希圣的名字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导致汪精卫及日本人大为猜疑,汪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高宗武、陶希圣、陈公博等人希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地区之外组建相对独立的新政府。周佛海等人认为汪精卫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方面的支持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

杜月笙部署营救计划

从1939年11月1日起,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与汪伪组织之间开始正式谈判,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的六三花园,后改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意味着日本将与苏联合谋瓜分中国几乎全部的领土。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1月3日分别致函汪精卫、周佛海两人,表示不 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谈。参与谈判的高宗武,借机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带回家中,交给妻子沈惟瑜全部拍照。

1939年10月底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黄溯初,与另一位同乡好友、时任上海商会理事长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徐寄庼商议营救高宗武。徐寄庼找到杜月笙的私人驻沪代表徐采丞,委托他秘密携带自己的亲笔字条前往香港。杜月笙见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立即飞往重庆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介石许可后,他赶回香港部署营救计划,并且邀请黄溯初到香港面谈。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下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12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与黄溯初谈话。”

12月24日,汪日谈判告一段落。12月26日,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12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在该项密约上签字,陶希圣称病未往,高宗武也借故没有出席签字仪式。当天晚上,高宗武前往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陶宅看望陶希圣,两个人达成一同“脱离”汪伪组织的意向。

1940年1月3日,高、陶两人在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周密安排和严密保护之下,登上“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离上海,1月5日安全抵达香港。黄溯初事先已经派人潜回温州,护送高家老少转移到安全之地。

1940年1月7日,高宗武把妻子沈惟瑜秘密拍照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交到杜月笙手中。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圆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1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会客,约月笙来谈发表日汪密约之手续。手函宗武慰勉之。”1月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三、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

蒋介石专门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的发稿事宜。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也于1月20日由专人送到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1月22日,日本与汪伪之间被称为“日汪密约”的上述文件,在各大报刊公开披露。陶希圣、高宗武还于当天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此举在国内及国际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在坚定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同时,也给卖国求荣的汪精卫等人造成沉重打击,史称“高陶事件”。

黑道中人万墨林的道义边界:“我只不过出动兄弟,保护他们安全”

与法学博士高宗武以及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的前北大教授陶希圣,为权力赌博而一度越界跳入卖国火坑相比较,原本是青帮会党黑道中人的杜月笙大弟子万墨林,在“高陶事件”中反而严格遵守了“盗也有道”的道义边界和限权操守。

万墨林,原名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和侄女婿,又是深得杜月笙信任的第一门生和大管家。他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远走香港,万墨林成为杜月笙留驻上海的第一代理人,同时还兼任由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骨干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负责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49年之后,万墨林在台湾地区出任“国民大会代表”。1973年,他在晚年回忆录《沪上往事》里写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预备两张一九四○年元月四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两位先生手里,从接过船票的一刹那起,出动弟兄,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胡佛’号离开上海为止。‘胡佛’号上,则杜先生另有安排。”

这里的元月四日应该为三日,“胡佛”号轮船,应该为“柯立芝总统”号。高宗武、陶希圣抵达香港后,陶希圣太太万冰如以敦请陶希圣返回上海为借口,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晋生、范生离开上海,三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被留下来充当人质。为了解救三个大孩子出险,陶希圣与杜月笙商议,委派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联络。经过万墨林周密安排,加上陶琴薰和两个弟弟的机智应对,陶家三兄妹与曾资生于1940年1月20日分别登上停靠十六铺码头的意大利邮轮,于1月22日上午10时抵达香港。

同年11月31日,万墨林在上海大马路金山饭店门口被捕,先后在极司斐而路七十六号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和虹口日本宪兵队遭到残酷刑讯,始终不肯供出重庆国民政府驻上海代表蒋伯诚和其他地下工作人员的信息。后来经过杜月笙多方营救,由53家商店联合担保,才获得释放。1942年冬天,万墨林又与中风之后的蒋伯诚及其手下干员一起被捕。

1971年11月万墨林七十大寿之际,台北《自由谈》杂志同时刊登陶希圣的《侠士报国之义举—为万墨林先生寿》,和高宗武的《寿万墨林先生七十》。万墨林为此在《沪上往事》中解释说:“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1942年2月,经过“高陶事件”生死考验的陶希圣辗转来到重庆,重新回到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并且被提拔任命为少将组长。陶希圣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在操刀替蒋介石写作完成于1943年3月10日的《中国之命运》中,写下了诸如“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之类反文明、反常识的党化教条。政治智慧远远高出陶希圣的高宗武,显然不是蒋介石能够包容和驾驭的。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抵达美国,起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随后干脆远离政治,经营起他所擅长的带有文明赌博性质的股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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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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