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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是怎么来的?

徐凯

2016年06月16日13:45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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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三年内,全国各地所用的时间比较混乱。截止到1952年年底,全国至少在理论上仍然实行五时区的旧制,甚至连时区名称都照旧。

“北京时间”是怎么来的

“北京时间,X点整。”

电台里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北京时间,也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那么,北京时间是怎么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几句话就够了。不过要把事情说清楚,那就说来话长了。

1.

晷影漏刻曾用来测时报时

不用很古,大约是一百多年前吧,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他们的时间概念,基本上就是看看太阳在天上走到什么位置了,根本不需要有多么精确。

清王朝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正在领兵与太平军打仗。他在日记中记过他为家中妇女订的时间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后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国藩用的时间单位,还是以在中国社会运行了数千年的传统的十二时辰来计时的。

以往的时候,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官府会敲鼓或击钟来向市民宣告时刻的变化,在小一些的城市或街道,值班的更夫用敲梆子来提示时间的演进。听不到梆子声,听听家里饲养的公鸡已经啼叫了几遍,人们也能大致判断出时间已经到了哪个时辰。

官府怎么来知道时间呢?他们是通过晷影漏刻来测量的。这样测出的时间,就是当地太阳运行的时间。

据郭庆生先生《中国标准时制考》一文中说,清代的编历授时工作由钦天监负责,至大清覆灭,他们一直使用晷影漏刻测时报时,这样测得的时间,当然是北京当地太阳运行的时间,用术语来说,就是北京地方视太阳时,而颁发通行全国的历书——《御定万年书》,也是按照北京地方视太阳时计算出来的。

关于时差这个事,也许有人知道,不过对多数老百姓来说,这不重要。因为他们活动的范围都太小了,活动的速度也太慢了,时差根本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

孙小淳先生在《从“里差”看地球、地理经度概念之传入中国》一文中考证说,宋、金末年,效力于蒙古帝国朝廷(即后来的元朝)的耶律楚材在他编算的《庚午元历》中提出了“里差”的概念。里差,其实就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时差。

耶律楚材提出“里差”的天文依据是月食观测。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耶律楚材随铁木真大军西征,驻留在寻斯干城(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那一年的夏天,正好发生了一次月食现象。耶律楚材在寻斯干城观测到的月食开始时刻比在开封早了约1更半。由此他认识到,中原地区的“子正”时刻大约相当于寻斯干城的“初更”时刻,进而推演出了“里差”的数值。

不过,耶律楚材提出“里差”,并没有和地圆及经度概念联系在一起,后来元明时代的历法,也没有考虑“里差”的问题。只是到了明末,西方地圆概念再次传入中国并被接受,这时的徐光启才又提到耶律楚材的“里差”概念。

2.

西方工业革命催生时区划分

对时间测量的精确要求,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需要产生的。在大象公会《为什么格林威治时间是世界标准时间?》一文中,对西方人划分时区的做法,有着很有趣的描述。

现代时间标准的建立,离不开准确的钟表。最早能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出现在14世纪初期欧洲的修道院,以满足僧侣们准时祈祷的需求。

这种钟十分笨重,只有时针,用整点报时的方式宣布时间。由于精度有限,僧侣每天至少要对时两次。随着技术的完善,机械钟的精确度不断提高,1475年第一次出现“分针”,但直到1665年才将时间精确到秒。

中世纪的节奏还体现在地方时上。甚至工业革命初期,各地时间仍然没有统一标准,散漫随意的设置仍然普遍。工程师亨利·布什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坎特伯雷,科尔切斯特,剑桥……无数的城镇,各自有教区时钟、市场钟,每个都在宣示其独特的时间。”

这时,火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铁路发展三十年后,1839年,出现了第一张火车时刻表。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整个流程精确到分钟。这与中世纪散漫、差异的时间观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另一件重要的发明也诞生了:电报。电报能跨越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使得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校对变得准确可行。1854年,通过电报线路,格林威治天文台与东南铁路站台相连,能准确地传递天文台时间信号。1860年,英国的主要城市都能由电报线接收格林威治的报时信号。

在铁轨和电报线路大规模建设的帮助下,交通与通信网密集的相连,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时间误差的容忍度越来越低。铁路公司开始强硬要求经过的城镇,都修改为伦敦(格林威治)标准时。一些城市的居民为了交通和电报的方便,发起了“与伦敦时间一致”的请愿活动。

1855年,不列颠岛与爱尔兰98%的公共时钟调整为格林威治时间。这是第一个将时间统一的国家。

1868年,新西兰殖民政府以东经172°30’为准,制定新西兰全境的标准时。通过电报线路,新西兰标准时与格林威治标准时相协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经度设定标准时的地区。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1876年,一个大胆的计划被加拿大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提出:以格林威治时间为标准,建立东西半球协调一致的24个时区。

这个提议逐渐被人们接受。最终在1884年,经美国提议,41个国家参加了华盛顿的国际经度会议,通过了格林威治所在经线为本初子午线,180°经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格林威治天文台时间为标准时,建立全球时区的方案。

3.

时区观念19世纪末传到中国

从明代起,就开始有外国传教士将钟表带入中国进贡给皇帝。清代时,清廷宫殿里的外国钟表摆得琳琅满目,据说康熙收藏的西洋钟达4000件。但这些时钟始终也只是皇亲贵族们的玩意儿,并未对社会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越来越多。上海作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华的开放口岸,也是外国租界最为集中的城市,来往的外国轮船越来越多,进出口贸易日益繁忙,外滩上的海关大楼应运而生。而在这座大楼的楼顶上就镶有一面西式大钟,因为来往的船只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来指挥。

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法租界当局在上海外滩建起了一个信号站,在正午时刻利用信号塔顶落球报时,并测风力。它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徐家汇观象台来控制,旨在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

最初,这个气象信号站用的时间标准是上海本地的“平太阳时”。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首次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时区的划分方法。格林威治标准时将整个地球分成了24个时区,而中国大部分的繁华地区,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在东八区(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标准)。大约19世纪末,中国的沿海口岸也开始改用格林威治标准时,即东经120°的标准时来计时了。当时人们把这个时间标准称为“海岸时”。

到1902年的时候,中国海关就提出以这个“海岸时”作为中国的标准时间。1902年,掌管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还是英国人赫德。而制定中国的标准时间这种事情绝对属于中国政府的主权,由“海关”来制定实在是不合适,于是也只能说得含含糊糊:“海岸时”只在东部的各海关口岸实行,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内地,“其时区范围未经规定”。然而,当时的铁路系统,以及长江一带经济繁华地区,显然也开始实行“海岸时”了。

中国现代铁路的开创,起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列强在中国获得了1万多公里的路权,掀起修铁路的高潮,到1911年,中国已经出现了9400公里的铁路,包括京奉线、京汉线、胶济线、津浦线、沪宁线等,而经营铁路是需要标准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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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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