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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病危”背后的真相

段蔚筠 秦九凤

2016年06月29日15:34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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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党史博览》,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生过一场大病。对于周恩来生病和治病的始末,至今仍众说纷纭。为这件事,笔者曾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国防大学档案室查看了有关当事人的档案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周恩来长征路上的那次生病,主要是靠医生的治疗而转危为安的,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听天由命”。

周恩来长征时的贴身警卫如是说

长征途中,周恩来有两名贴身警卫:警卫长范金标和警卫员魏国禄。

魏国禄在周恩来逝世的那年,写了一本《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出版。在这本书的53页,有一篇《周副主席在病中》的文章,专门介绍了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患病的事。魏国禄在文中写道:

回到住处,范金标把准备好的晚饭,仍然是青稞麦、豌豆苗,端出来请首长吃。

周副主席看了看说:“不想吃,你们给我搞杯开水来吧。”

我端来开水,他摊开了文件,照例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办公。我放下开水,周副主席叫我去休息,并说他也马上休息。果然,我出屋不久,看到他办公室灯也熄了,我很高兴,心想:今天晚上副主席休息倒挺早。但是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听他叫:“警卫员!”

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他说再要杯开水。我听他说话声音与往常不同,显得那样有气无力,就问他:“你是不是不舒服?”顺手一摸,我惊叫了一声:“首长在发烧!”

请来医生,一量体温39.5度。这可把我们吓坏了。邓大姐更是为首长的病焦急不安,一直守在身边精心照顾。

第二天,周副主席烧(热)得更高,整天昏迷不醒。毛主席和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他;看到副主席病得那样,都很着急。毛主席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能不能回来?”

“傅医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五、九军团南下了。”卫生部的同志说,“电报上说回不来,太远啦。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医生。”毛主席指示卫生部打电报叫那个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

很快就来了一位姓戴的医生,据说是跟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的,医术很高,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好医生感到高兴。

按照医生的吩咐,我们几个警卫员轮流从山上搞些冰来化成水,泡毛巾给首长做冷敷……

魏国禄的回忆说明,先找来的那个量体温的医生,应该是第一个给周恩来看病的人,可能是随队的医护人员,而那个“姓戴的医生”则是戴济民大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连相隔数百里的朱老总那儿也发了电报。后来又找了其他医生,魏国禄之所以没写进他的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戴济民大夫提出冷敷降体温的治疗措施后,他已被派到60华里外的雪山去背冰了。

卫生部原顾问王斌这样说

笔者手头有一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于1981年9月22日访问卫生部顾问王斌的记录稿。参加的人有方明、成元功、郑淑芸、力平和李海文。这份记录稿是由郑淑芸整理,然后用旧的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访问王斌的“访题”是:“总理在长征路上患病及在延安时从马上跌下后骨折治疗等情况”。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我们红军时候,最厉害的有四种病,就是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那时他(指周恩来)患的就是这四种病中的一种。在毛儿盖,总理拉痢拉得很厉害,发高烧,经过化验检查在总理排的大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从化验结果就可以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当时邓大姐、贺诚(红军卫生部部长)都在场。我为总理看病时,那是他病比较重的时候,临床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黄染,肝肿大在右下横指,我当即怀疑他是不是阿米巴肝脓疡,触诊肝区已拖到右肠窝内,这种病在红军内见的不少,在临床也看的不少,也做过不少解剖,主要都是一个脓肿,结合化验检查及临床表现,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作这个诊断时,邓大姐、贺诚都在场。长征途中非常困难,好在我带着一些检查或诊断用的X光机、显微镜等。还有治痢的药易米丁。由于病重(垂危状态了),我除了用易米丁药外,还请卫士同志去毛儿盖山上去挖冰,用冰冷敷,主要放在肝区。为了使炎症不继续发展,因肝脏正压在横行结肠上,所以我的战术是诱导它向下发展不向上发展,要让它按照我的计划达到穿孔排脓……

一天,卫士跑来告诉我,大便拉了好多,有多半盆,我马上去看,拉的就是该排出来的脓。我真是高兴极了,邓大姐也高兴了。我高兴地说,体温会降下来的。体温在下午真降下来啦!大姐对我说:“哎呀!真是很紧张啊!”

时间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但王斌当时是红军卫生学校校长、著名的外科大夫,肯定参加了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如果不经治疗,这种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的病怎么可能自己好呢?参加这次访谈的同志很细心,在对王斌顾问访问后,又特意去北京医院访问了潘其美大夫。潘大夫说:“易米丁药是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总理患病是因用药及时,而光靠冰敷是治不好的。冰敷只能起降温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这个采访组后来于1988年9月26日和10月30日又两次对王斌进行了访谈。王斌顾问不顾年事已高,还为周恩来的那次生病绘制了示意图,并留下了以下文字:

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毛儿盖患阿米巴痢疾,经主治医生王斌和李治大夫、孙仪之大夫共同会诊,在显微(镜)下发现阿米巴痢疾原虫。故此确诊。

继而每天高烧。发现肝右叶肿大下垂到盆腔口。白血球增多。

以胸骨和脊柱中线为轴,测量左、右胸围。右侧胸围比左侧胸围大四横指。因此确诊并发右叶肝脓疡。根据临床病理统计,多是孤立的肝脓肿,可与横结肠粘连。穿孔排出脓汁而愈。但也有不是孤立的一个,附带两三个较(多)脓肿。

天佑先人,周副主席的病顺乎自然发展规律而痊愈。当然与诊断治疗准确有关。注射Emetine,肝上方放冰袋促其向下发展与横结肠粘连穿孔。

这份当事大夫的珍贵手迹,不仅道出了周恩来当时的病情,还另提到了李治和孙仪之两位大夫。孙大夫当时已故去,李大夫当时还健在,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派郑淑芸访问了李治大夫。

李治将军病床上的回忆

李治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1929年到国民党军十八师当军医。那时,十八师正奉蒋介石的命令去“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就是毛泽东词里提到的“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那个张辉瓒。1930年红军打下龙岗,十八师医务室的医疗器械还未收拾好,李治就和张辉瓒一起稀里糊涂地做了红军的俘虏。经过教育,李治不久成了红军的一名医生。

前几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队伍壮大了,创办了红军卫生学校,王斌出任校长,李治担任教育长。1955年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1986年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离休。

郑淑芸访问李治是在1988年12月14日。当时,李将军已90高龄,卧床见客。

郑淑芸问:“你为周总理治过病吗?”

李治答:“是好远好远的事了。”

郑问:“是长征路上吗?”

李答:“是。在毛儿盖。他得了阿米巴,是痢疾。阿米巴原虫主要是在大肠中寄生。”

郑问:“肝肿大吗?”

李答:“肿大。这是内科病,我是医务负责的,还有孙仪之,我俩是内科医生。会诊意见是快治,用Emetine特效药治……”

通过李治将军的陈述,也说明周恩来那次生病后有四五位医生参与会诊、治疗,才使他的病得以好转、痊愈。

邓颖超生前的记述

20世纪80年代,由于周恩来长征路上的生病众说纷纭,当时还健在的邓颖超十分重视这件事。1985年8月,她在大连棒棰岛休养时,一边回忆一边让秘书赵炜记录,写出了《路是人走出来的——通过草地》一文,专门回忆了周恩来生病、治疗和她自己遇险、脱险的经过,内容十分详实。关于周恩来在毛儿盖生病的情况,文章是这样写的:

一天下午,忽然有人告诉我,周恩来发烧(我们从长征开始就不在一起了)了。当我见到他时,(他)已发烧,在担架上盖着很厚的东西,简单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把他抬到了他的工作总部。两地之间约有四五里距离(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各自住地——笔者)。因为我不知道他害的是什么病,病情(又)有发展。第二天我骑马去他住宿地,他正发高烧,医生来看过,认为他的病是我们长征路上多发病的症候——疟疾。当时,我在那里坐等他体温是否会下来……后来我不再等了,只好回到我的住地,每天来看望他。经过三四天后两位医生会诊,一位是王斌,一位是李治同志。他们都是(红军)在江西同国民党作战时被俘的国民党医官,参加红军后,忠于红军,忠于医疗事业。对恩来的病很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来总部要出发了,恩来搬到毛主席的周围,这时我也搬到恩来(那里)一起住了,我在地下铺上稻草,他睡在木板床上,两位医生继续观察,不相信是疟疾。他们怀疑是肝脏有问题,于是检查胸、肝的部位,发现肝脏肿大在右侧肋缘下二指,最后确诊为肝发炎,已变为肝脓疡。当时,草地环境不能手术。按脓疡治,唯一的办法要用局部的“冰冻”,冰得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去背。这时,医生也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看有关肝脓疡的书。书内举了100例,99例都写得很清楚,预后不良,唯一的一个例外,肝脏化脓,通过肠子把脓排出来。所以决定等背回冰来,用冷冻办法退烧。背冰的同志一早就出发了,深夜二三点钟才回来,冰化了一半,还可以够用。把冰装在袋子里,放在肝的部位。他本人昏迷不醒。医生的最大希望是想用冰把炎症退下去。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时,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子痛,我们把他扶起来解大便,排出来的都是绿色腥臭的脓状便,体温也就下降到35度。第二天医生看后,他的确诊是肝脓疡穿孔经肠子排出脓来。为了使脓液尽量排净,他们采取措施,给恩来服药,使肠子停止蠕动三天,并交代我,每小时试(测)一次体温,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体温一直在35度。医生们没有告诉我温度已接近“死人”的温度。好在体温后来慢慢地上升了。病情也慢慢地好转。又过了一天,医生们两次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大小已接近正常了。因此,肯定治疗是正确的。这时又把戴济民大夫请来照顾……(我要)特别对王、李两位医生对恩来的病诊断和治疗准确及时,使他能脱险康复,实应向他们致以不能言语形容的感谢之情。后来代替他们的戴济民老医生,也在几年前病故了……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经历呢?因为恩来同志逝世后,近几年有的同志写了这一段,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出入很大,需要写这么一段作为澄清。 

读了这段还从未发表过的邓颖超的回忆,再综合前边几个人的陈述,可以看出,周恩来长征途中患病后,先请一位随队医生给他量了体温,随后请来戴济民大夫,找来了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再将王斌、李治、孙仪之3位大夫找来共同会诊,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用了特效药易米丁。周恩来病情好转后,王斌要为王稼祥治腰伤——他是长征前在苏区被敌机炸伤腰部的;李治其他的医疗任务也很重,于是就留下了戴济民随周恩来的担架行军,作为陪护。因此,周恩来的那次生病是经过许多著名大夫会诊,并用显微镜等检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然后对症下药,用了治疗阿米巴肝脓疡的特效药易米丁,从而使周恩来康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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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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