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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小杭州”与“小邹鲁”

2016年07月15日16:19    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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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7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欧洲文艺复兴滥觞于近代城市的崛起,两宋,在中国内地尤以闽浙沿海开始了东方的城市繁荣景象。

北宋灭亡之初,高宗渡海逃至温州,曾在温州瓯江的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海关贸易税可致财源滚滚,所谓“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更何况,取之于民终究有限,何如取之于外商以至于无穷?当他逃回临安,即刻号召对外开放,且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基本国策,更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也是地利助他,幸有温州早年造船和航海打下的繁华基业。

瓯地繁华,北宋时就已有名气。温州临海,兴起了造船业,哲宗时,全国年造船二千九百余艘,温、明两州各六百,并列第一,对于上河乡来说,则意味着一家又一家造船厂。时人有“城脚千家具舟楫”一说,可见其航运及造船业的发达。

温州人在上河乡造船,所造漕船,北驶吴越,沿汴渠而上,直抵开封。所造海船,经由闽粤下西洋,则过七洲洋,出马六甲海峡,而至印度、波斯、非洲;走东洋,则前往高丽、日本。

唐朝时,温州港就开通了日本航线,下南洋也是常事,南宋周去非,温州永嘉人,出海在岭外多年,东归后,来问岭外事者甚多,累于一一解答,索性著成一本书以代答,书名《岭外代答》。“岭”,指南岭,而“岭外”,即海边。他告诉就要出海的温州人,“番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不过,那时的“大食诸国”,正处于阿拉伯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教国家联合体状态,京师“白达”(巴格达)为共主,有如东周之周室,另以“佛麻霞勿”(穆罕默德)出生处“麻嘉”(麦加)为圣地,描述了“麻嘉”朝圣的盛况。“佛麻霞勿”子孙迁都“白达”,是为了出海方便,好与中国贸易。大食诸国只要从底格里斯河下海,就同中国联系起来,而白达国则掌握着通往中国的枢纽,幼发拉底河为其贸易提供四周物产。

据说,公元11世纪前后,阿拉伯人已经到达阿根廷了,阿根廷那时称“木兰皮国”,果如是言,则谓阿拉伯人已自有其大航海时代,似亦不为过。不过,更为确切的说法,应当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共同开辟了那个大航海时代,这不光是因为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为那个大航海时代提供了灵魂——指南针,更由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源源不断投入到航海中来。

观此,而知中国有江河还有大海,除了耕地之民、耕读之士,还有耕海出海之人,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有并非“王土”的大海以及并非“王臣”的出海人。四千年前,此地山民就已驾舟出海,如今温州老鼠山附近还留有那时的船洞——船泊岸边的拴绳洞。

再说温州人在汴京,还开了专门的温州货栈,那时,瓯船下海北上,由杭州湾入运河,将瓯地物产输送汴京。时人就有诗赞温州为“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这首诗名曰《永嘉》,全诗云: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帏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诗人杨蟠,台州章安人,“为诗数千篇”,有《章安集》传世,与苏轼唱和百余首,连王安石都说“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欧阳修则更是自称“卧读杨蟠一千首”,对他可谓推举。

诗名之“永嘉”,为温州府治所在,诗从“海上头”起笔,一笔收回,收到山海之间的永嘉,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富裕殷实的文明样式——“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可见,那时的永嘉,分明是个水城,岂止小杭州,简直就是东方威尼斯,但城市不像威尼斯那样建筑在水面之上,而是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坐落在山林水网之中,所以“山似屏帏绕画楼”。人在其中如何呢?“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虽然同《清明上河图》一样,都表现出消费主义的文化品位,但没有熙熙攘攘,不会在消费文化里迷失自我,所以,花儿“迎我笑”。可是光有自我意识还不够,还要有人本主义。诗中“西湖”,不在杭州,而在温州,后来,叶适就在西湖长桥边定居,当他在《朱娘曲》里吟出“由来世事随空花,成家不了反破家”时,他是否还记得那里曾有过“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的美好时光?也许是真的变了,北宋南宋毕竟南北隔世了。也许是两个时代两种眼光。确实,时代变了,眼光会有所不同。

在市井隔岸犹唱后庭花之际,号称“小杭州”的消费主义文化品位,到了南宋逐渐沉潜为儒风习习的“小邹鲁”了。当“小杭州”的时尚追逐至瓯江南岸时便稍息了,而楠溪江流域的乡村则是另一番田园景象。犬吠柴门开,鸡鸣桑树间,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真是城市的归城市,乡村的归乡村。尤其是南宋衣冠南渡,一大批士人隐逸在这里作乡绅,以耕读之理想,留住了文化的根,以乡村建设开辟中国士大夫精神上追求的诗意栖居的桃花源,延续乡村耕读自治的生活传统,让自治之花在一村一落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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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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