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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

胡伟希

2016年11月28日15:04    来源:天津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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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是中国近代有名的启蒙思想家。要了解严复的启蒙思想,还得从他的生平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说起

(一)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一字又陵(幼陵),又字几道,1854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的一个农村,父亲是位郎中。1867年,也即严复十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因家贫,考入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马尾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为培养海军人才而建的,这也意味着严复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以后,他会成为一名海军人才。马尾学堂设两个专业:一个是船舶驾驶,一个是船舶制造。严复学习的是船舶驾驶,一学就是五年。毕业出来以后,他先后随军舰出访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并到过南洋的新加坡和小吕宋(即现在菲律宾)等地。

到了1877年,严复得到一个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机会。正是在英国这两年留学的经历,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到英国以后,严复有机会接触英国社会,而且了解到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他发现英国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坚船利炮”,在这种坚船利炮的背后,还有她的学术文化,包括她作为支撑的政治制度。严复在英国的时候,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之外,大量的业余时间却都用于考察英国的社会制度,以及阅读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

在英国的这两年,他还认识了当时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郭嵩焘是那个时代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有一种世界视野。郭嵩焘的年纪比严复要大得多,但是通过跟严复交谈,感到眼前这位年轻人的思想非常不简单。他甚至跟其他人说:以后真正能接他的任,当这个驻英公使的,非幼陵莫属。所以,在英国这段时间,他俩成了“忘年交”。严复跟郭嵩焘交谈时说:英国之所以富强,其实就是她的政治制度跟中国不一样。

严复是清朝派到西方留学的第二批留学生。更早的时候,清廷派出过第一批“少年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到美国之后,学的是跟洋务直接有关的机械、采矿、冶金等专业,归国之后(大多未完成学业被提前招回)被安排在诸如上海电报局、福建船政局、江南造船厂的技术岗位上发挥其才能。严复就不一样了,他已不安心遵循清政府指派给他的角色行事,而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思考中国如何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道的“大问题”。在英国那段时期,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这就是: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而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工程技术以及经济管理等局限于应用层面的“实学”。

严复从英国回国以后,最初是回到福建马尾学堂当教习。到了1880年,他就被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在北洋水师从教习做起,后来慢慢升至会办直到总办(相当于校长),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达20年之久,但并未能参与“机要”;甚至以“建言”的方式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尤其是在英国所了解的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等情况告之朝廷都缺乏机会。因此,他想到了要考科举,试图走科举的正途。但在科举这条路上他却遭遇挫折:四十二岁以前,他曾经四次参加乡试而不中,这使他很伤心。他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意思是说:我很后悔当年学了这些“洋文”,所以社会上都把自己看作未开化的“异邦人”。这是严复在四十岁以前的生活状态,也是他因为人微言轻,空有爱国热情却不见用的时期。

(二)

但是,1894甲午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写了严复的人生。1895,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李鸿章代表清廷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签订的消息一传出来,举国上下震惊。很多人都感到中国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当中也包括严复。那时候他还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走科举考试这条道路的想法却彻底破灭了。不仅如此,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呼吁救亡图存。其中有的文章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样“积弱”的地步,是有它的原因的,其中包括科举应试用的“八股文”;所以中国真正要图存和富强,一定要从根本问题——废除“八股文”和思想文化的改造开始。而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声誉与思想影响,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四篇相当有影响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它们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从这四篇文章可以看出,严复对中国的救亡图存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看法,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是他提出中国走上自强之路的关键在“三民”,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我们知道:在1895年至1898年的维新运动时期,举国上下要求改革中国政治的呼声高涨。当时,不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上书朝廷要求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将这种改革中国政治的意图直接付之于行动。比如说,康有为在京城广泛结交朝廷官员,建立实行变法的“小圈子”和关系网;年轻的梁启超受其师康有为之托,到湖南联络开明官员和地方士绅直接推动地方上的变法新政。就连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朝廷大员张之洞也加入到维新运动的行列,他不仅出钱资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提倡维新的刊物,而且他自己撰写《劝学篇》,提出中国的改革要走“中体西用”的新路线。

可见,当时的维新运动不仅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对于维新的理解是各有其说,就变法的主张与措施来说也是五花八门。但假如将参与到维新运动中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或者说变革主张加以分类的话,不外可分为主张立即启动全面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政治激进派和主张在不改变目前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引进某些西方新政措施的政治保守派,而与这两种派别相对立的,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班昏聩守旧、不谙世界大势,却在朝廷上掌握实权的思想极端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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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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