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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日记反映史馆百态

舒习龙

2016年12月12日16: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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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日记虽汗漫零散,但可以从具体细微处彰显史馆势态。官修史书仅在修纂官下罗列修纂人员姓名,日记则记录了史馆制度、纂修人员的感受、修纂过程中的矛盾等鲜活史料。

与官方档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记史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比较独特的价值。晚清日记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其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翁心存《翁心存日记》被誉为“晚清五大名日记”。这些日记成于知名学人和官员之手,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记事范围广泛。其他人的日记,例如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董文涣《岘樵山房日记》、何刚德《春明梦录》、那桐《那桐日记》等,也记录了晚清社会文化某方面的情态。以上日记的主人大多曾在翰林院或各部任职,参与编纂各种官修史书,熟悉史馆制度的利弊得失。这些日记保留了史馆修史过程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细节和势态,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书成书后各方的反应。

阅读和征集制度较为完备

从唐代开始,设馆修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设馆修史必须订立严格的章程,才能保证修史效率。晚清史馆众多,常开之馆有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则例馆等,阅时特开之馆有会典馆、各国政艺通考馆等。这些史馆制定了相关章程、规则、凡例、条例,并在修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史料征集制度。兹以实录馆为例,介绍晚清史馆的稿本阅读和史料征集制度。

实录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稿本总裁恭阅。总裁凭借丰富的修史经验加签注,指明有待修改之处,发回初修史官修改。比如,《翁心存日记》对《清宣宗实录》的稿本校阅制度有细致生动的记录。翁心存对《清宣宗实录》恭阅本、黄绫正本的校阅工作,秉承稿本总裁的职责,历寒暑不易,勤勉忠诚地完成有关工作。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一日,当收到实录馆收掌官递送的“恭阅本三册”,翁心存次日即对签条进行审核,并于三卷中加签,提出修改意见,“卷一、二、三,共六签”。咸丰二年五月八日,翁心存“校恭阅本三册。鹤溪(卓枟,字云木,号鹤溪——引者注)所纂者殊多舛漏,穷日之力始得竣”。在日记中,翁心存仔细记载恭阅情况达90多处,反映出他对恭阅制度的坚守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实录编纂必须征用诸种原始史料,因此史料征集制度对实录编纂具有重要影响。文宗实录开馆后,实录馆广泛征用中央及各级政府金匮石室史料和档案库的原始档案。诏谕、奏疏、御制诗文集、朱批史料、起居注等,都是编纂实录的史料来源。实录修纂过程中,纂修官可以实录馆的名义,行文朝廷各衙门,将其所奉上谕及折奏本章档案、则例事件并所有应用各项书籍及新修则例、自行奏准更改添裁一切规条原折等,均具清册移送实录馆。翁同龢对文宗实录的史料亦十分重视,《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元年(1862)十月,巳正到馆复辑书,凡记注、谕档、剿捕档、随手档、月折、朱批折、红本、史书、丝纶簿皆须手检,一月之书堆满几案。翁同龢还经常到实录馆书库查找资料,表明他对实录编纂相当认真负责。

再如国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既有中央各部门咨送的史料,还有地方官送呈的史料。前者在晚清史官日记中多有记录,后者以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的记载最为详细。黄氏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颇费心血。他采取多种征书方法,为国史馆编写传记服务,对所属各地征集而来的书档进行整理分类,分三次向国史馆呈送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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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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