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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店变迁

2017年02月27日17:07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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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6月,广安门外大红庙粮店青年售货员王继洛正在称面粉。王一波/摄

1953年11月23日,本报刊发《仁义祥油盐粮店不仁不义》,报道当时的“仁义祥”粮店一方面从价钱上克扣农民,一方面还大秤入、小秤出,粮食买卖都掺假捣鬼。

1955年9月14日,《北京日报》二版

1982年2月,延寿街第二粮店积极扩大经营项目和品种,为附近居民提供的方便越来越多。李晞/摄

1983年9月1日,月坛南街通达粮店职工们正在登高码垛。仅这一家粮店就要负责供应本片2250户和8个机关单位的用粮。李晞/摄

1977年7月1日,东城区普庆前巷粮店组长、共产党员王金龙在为群众服务。

司马小萌/摄

200多种粮食躺在一个个小“隔间”里,纯芝麻酱、二八麻酱和小磨香油的香味儿弥漫在空气里,只有80平方米的小店里各类商品加起来有1300多种……本报近日报道,北京最后一家国营粮店将再开分店,国营老字号粮店“同日升”以五谷杂粮留住了老街坊。

随着市场化大潮的兴起,大批国营粮店早已关张了。粮店,这个计划经济时代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地方,数十年间的存废,折射了我国经济走向富足繁荣的历程。

五十年代

粮店买卖开启“票证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和人口激增大大加重了对粮食的需求,供需矛盾日益激化。1953年10月9日本报报道《新丰粮店非法经营被处罚款》,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一些私营粮店借机谋利,“竟以东北玉米面冒充伏地玉米面”,被本市工商部门“处罚三百万元”。1953年11月本报刊发《粮商魏向财唯利是图,曾大量倒卖面粉扰乱市场》;1954年5月本报刊发《部分私营粮店代销国家粮食从中捣鬼,影响粮食供应引起广大市民不满》等等。

为了缓解供需矛盾,以为数不多的粮食养活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采取凭票限量供应的办法。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开始对市镇人口实行定量、凭票供应粮食。相应地,粮食定量供应标准也很快制定出来。当时,城市人口按特重体力劳动到轻体力劳动、职员及脑力劳动者、学生、居民及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分类,都有各自不同的定量。

这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粮店买卖进入“票证时代”。

“就在今年三月初粮票刚发下的几天里,全区大大小小几十个粮店的门前,一清早就挤满了来自各个胡同巷院的街坊们,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在粮票刚刚发行使用时,排队购粮成为每月月初粮店最繁忙的一景。

本报1956年10月刊发《购粮排队的问题解决了》,说的就是“这个长期存在着的老问题,最近两个月来获得了解决。现在除了少数粮店有时还有拥挤现象以外,一般的都做到了随到随买不用等。”原来,以前粮店“有的业务员只会算账不会称粮,有的只会称粮不会珠算,因而使用‘一手钱一手货’的售粮方式,有人常常发生差错,使顾客等的时间也拖长了。后来,全区粮店里掀起了互相学习技术的热潮。有的粮店还实行了送粮到户,或设立了临时售粮站,使得绝大多数粮店基本上消灭了排队拥挤现象,受到广大居民的欢迎。”

八十年代

三种经济成份一齐上

1981年10月1日,本报刊发《方便群众生活 三种经济成份一齐上,本市今年新建商业网点三千多个》,说的是“为了解决群众生活不便的问题,市、区政府在发展商业服务网点时优先安排群众急需的粮店、菜站、副食店和饭馆、服装加工门市部等网点,并尽量在新建居民区和网点缺少的地区建点。”

1982年3月31日,本报刊发《本市买挂面比以前容易多了》;1983年1月7日,本报刊发《六十二家议价粮油店,昨起供应议价腊八粥粮》; 1984年3月30日,本报刊发《城近郊近千家粮店打破划片定点供粮办法》,“住在城、近郊和燕山区的居民,从四月一日起,可以在所在粮管所管界内任何一家粮店购粮了。这是市粮食部门为方便群众而采取的一项新措施。”新闻标题中出现了“议价粮油店”、“打破划片定点供粮”的说法,意味着取消粮票、市场敞开供应粮食的“坚冰”就要融化了。

1984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五六个年头。全国种植业全面增产,粮食、棉花、油料、黄红麻、桑蚕茧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喜人。其中,粮食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71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5.1%。秋粮入库之后,10月的《经济日报》上说,中国人均粮食近400公斤,基本解决了10亿人的温饱问题。

馄饨皮、主食面包、挂面、议价鲜豆浆、腊八粥粮、自制麻酱、早点、贴饼子、冻饺子……这些在以往想都不敢想的“精加工”产品,开始在粮店出现了。而且每一次都能成为新闻登上《北京日报》。

1987年4月8日,本报刊发《三千小店租赁半年,国家、企业、职工三得利,消费者称赞——多少方便“租”出来》,有一段写的就是马神庙第四粮店“租赁后增加了一种粮食复制品——冻饺子,就是做好了饺子搁冰箱里一冻,可以长期保鲜,随吃随拿。老百姓可欢迎呐,这玩意儿方便呀!买两斤回去下锅一煮就能吃,连菜都省了……上个月光这一项的利润,就占了粮店卖全部粮食复制品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一。除了冻饺子外,这家租赁的小粮店还有馒头、花卷、豆包、包子、窝头等许多种粮食复制品。而且他们正在筹备增加熟饺子,让顾客能够买了就吃。”

“每百条面袋可多抖出面粉三斤”

“爱粮如宝,管理精细,南皋粮店粮食损耗低差错少。”类似这样的报道,在那些粮食短缺的岁月中常常可以在本报见到。在人们的肚皮经常挨饿的岁月,可以说一粒米、面袋上可能抖落下的一小把面粉,都会令人倍感珍惜。所有浪费粮食的行为都受到批判,人们自觉自愿地堵塞一切浪费粮食的漏洞。节约粮食,不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大事。

上世纪80年代,物质短缺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烙印。1980年2月27日,本报刊发《海淀区许多粮店及食品加工单位使用抖面袋机,一年可节约面粉十二万斤》。

海淀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粮店和一部分生产单位用上了抖面袋机。人工抖面袋,每个劳动力一个多小时最多抖一百余条,效率低而且粉尘多,回收的空面袋重量仍然超过国家规定。一九七七年,这个区粮食基层店技革组设计制造成功抖面袋机,经过两年多试用,效果良好。用抖面袋机抖面袋每小时可抖二百五十条,提高工效一倍半,每百条面袋可多抖出面粉三斤。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使用抖面袋机的粮店和食品厂、挂面厂等食品加工单位,一年可节约面粉十二万斤左右。

九十年代

过去管别人吃饭 如今给自己找食

改革的大潮比人们预料的要来得迅猛。1993年5月10日,北京放开粮油价格,取消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办法,粮票停止流通。为了实现“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目标,全国粮食购销价格逐步放开,国营粮店销售和利润锐减。这年8月,本报刊发《粮价放开后粮店干什么》,说的就是粮店“过去管别人吃饭,如今给自己找食”。

40余年国营粮店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粮食系统因此受到了猛烈冲击,销售额一时全面下降。仅据东城区粮食局统计,去年6月粮食销售615万公斤,而今年6月仅销出240万公斤,同比下降60%。在6月份全市粮油订货会上成交量仅是去年同期的一半。资金不足、设施陈旧、负担过重等不利因素使国营粮食企业陷入困境。有人戏言:管别人吃饭的行业自己快没饭吃了。

到了1994年,本报报道显示:国有粮店亏损日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各区政府有计划地关闭了一批粮店。“全市粮店已由过去的1156家降至817家。”为了脱困,不少粮店拾起了微利小生意,1995年5月16日,本报刊发《七粮店开办“一角钱专柜”》,说的是爱民街便民粮店销售的小针、顶针、耳挖勺、窗帘夹子……方便居民。而且粮店装修完重新开业后,经营方式已改成超市化管理,由计算机统一收款。

“听着音乐逛粮店”

转换机制、增加品种、多种经营,1995年末,从当时的市商委传来消息:曾是本市“四困”重点之一的城近郊八个区592家亏损粮店已经全部扭亏。大部分粮店都改善了购物环境,增加了经营品种。不少粮店经营起小百货,或者开办商店、台球厅、家务服务、彩卷冲扩、汽车配件、运输、旅馆等第三产业,有的办起了高中低档的餐馆。小粮店“转型”后纷纷走上了扭亏脱困之路。

“柔和的灯光,雪白的地砖,自选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耳边还不时飘来阵阵舒缓的音乐。当您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您以为自己到了哪里?是豪华商厦,还是大超级市场?都不对。只有那依然占据了店堂一隅的面柜和油桶在默默提醒您:这是粮店!这就是您熟悉的过去又黑又破的粮店呀!”1996年1月27日本报刊发《听着音乐逛粮店》,说的就是粮店变样了!有的变身连锁超市,有的原址成了大商厦,在北京市的粮店中,达到“听音乐”水平的有西城区“好邻居”十家连锁店,还有东城区“良士多”七家连锁店。“逛粮店”成了北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新景观”。

本版文字:远洋 历史资料: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