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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红岩》的他走了,请记住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2017年05月24日14:27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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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上午,著名作家、《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重庆逝世,享年92岁。他与罗广斌根据狱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了《红岩》一书。

杨益言

5月19日上午,著名作家、《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重庆逝世,享年92岁。

杨益言早年参加革命,1948年,他在重庆意外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并在狱中结识了罗广斌。1961年,他与罗广斌根据狱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了《红岩》一书。

出版50多年来,重印113次的《红岩》几乎家喻户晓,然而,《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却直到2006年年末的“ 《红岩》档案解密展 ”才为人所知。

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激怒特务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任达哉供出“老许”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

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钉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引自《红岩》)

“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许建业急中出错

许建业是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深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

李维嘉自始至终也没见过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我,我们三个是市委常委,隔段时间开次会,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住址都清楚。但许建业不参加我们的会。我只知道还有个市委委员叫‘老许’,协助刘国定搞工运工作。”虽是在地下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但这就是李维嘉对许建业的全部印象。

反倒是徐远举回忆起的细节更多些:“他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特务跑到过街楼调查,那家旅馆根本不存在。

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

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以沉默回应敌人,直到3个多月后被敌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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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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