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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芳:中国建筑文化中缺乏“废墟文化”

2017年07月21日15:57    来源:光明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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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宫殿或庙宇毁掉了,就得赶紧在原址修复或重建,否则即使留下残垣断壁,也会很快被民间搬抢一空。无怪乎,在明代以前的几千年间,我们有那么多辉煌的宫殿建筑都没有留下一处像样的废墟遗址!

藏于法国卢浮宫的胜利女神像

2013年12月20日本版曾发表叶廷芳的文化散文《保护废墟,欣赏废墟之美》,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西方“废墟审美意识”形成的几个历史节点,归纳了废墟的几大美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呼吁国人培养对废墟的审美意识,积极保护中国的废墟。文章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并成为2014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阅读理解题的考试内容。

作者在文物保护的实践中,欣喜地看到不少部门已经注意到废墟保护问题,然而也发现有些地方在对某些废墟遗址的保护性维修中仍然存在违背常识的操作,以致造成对重要文物遗址的破坏。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它跟社会废墟审美意识的缺乏有关,故而觉得对这一问题有再谈谈的必要——

石构建筑与废墟文化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建筑——这里指的主要是大型的、有纪念价值的建筑——大致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一类主要是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前者遍及世界各大洲,包括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和西亚诸国;后者则主要存在于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石构建筑由于材质的原因,不易腐朽或毁坏;即使因客观原因如雷击或战争等毁坏了,也能留下残垣断壁或曰废墟,几千年而不灭。木构建筑则不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容易朽蚀,故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遗存极少。

由于这样的原因,国内外的建筑遗存就形成两种结果:石构建筑毁坏后留下的废墟,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乐”。它们辉煌的过去越来越勾起人们的怀念,而它们的悲剧性遭遇也越来越唤起人们的叹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残垣断壁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垃圾,而且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这就形成一种文化,即“废墟文化”。废墟因受到尊重并受到保护,从而成为审美对象,继而产生“废墟美学”的概念。

在欧洲,废墟文化在15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一个契机:经历了上千年禁欲主义压抑的欧洲人,从新发掘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建筑、雕塑、壁画、马赛克图案等艺术品的废墟中感受到了人性美的光辉和人体美的魅力,从而对废墟产生欣赏和爱惜之情。因此,不难想象,欧洲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建筑毁坏后,极少有原地重建的现象,而都将它们作为一个珍贵的时代标志予以尊重和保护,乃至一块妨碍走路的“乱石”都不许随意挪动。而一座古老的城市若不见一处或几处废墟遗址,仿佛是它的缺陷或遗憾。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的宫殿或庙宇毁掉了,就得赶紧在原址修复或重建,否则即使留下残垣断壁,也会很快被民间搬抢一空(这里指的是需要宫殿的时代)。无怪乎,在明代以前的几千年间,我们有那么多辉煌的宫殿建筑都没有留下一处像样的废墟遗址!因此我们的建筑文化中缺乏“废墟文化”,从而也缺乏对废墟美的认知和欣赏能力,就不足为怪了。

珍惜我们的废墟资源

然而,说我们中国不见废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废墟或缺乏废墟资源。须知,我们是个有着悠久的“墙文化”的国家。不仅有万里长城,我们古代的几乎每个城池都有城墙,它们可都是石构建筑,有500到3000年的历史,大部分已沦为废墟。作为建筑单体,长城的原始工程量不仅超过国外任何古代的大型单体建筑,甚至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型建筑的总和!再说,我国历代的皇家建筑和贵胄府邸并不全是木构建筑,像天坛祈年殿、故宫太和殿的须弥座以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等是多么壮观的石构建筑。相信我国历代的宫廷建筑都有此类石基或石质构件。这从某些“复建圆明园”的热心人近年来先后对圆明园含经堂和九州清宴的开挖(不是发掘)也得到证实。至于历代的帝王和贵族的陵寝更不用说也都是石构建筑,甚至它们的墓前都有可观的“石人石马”一类的阵式。只是由于我们的国民缺乏废墟文化的观念,不把这些以点、圈、线的形式遍布全国的建筑废墟看作价值无比的文化遗产;加上以往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大量砖石被盗挖流散。特别是在某些特定年代例如“文革”时期,更以“反四旧”的名义予以大规模摧毁。包括笔者的家乡衢州城那完整的城墙和城门即在这样的劫难中毁于一旦。

上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深为痛惜文物遗产破坏之严重,先后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讨论并明确了一系列相关的保护理念和方法,签订了一系列相关的国际协定和条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重要场合中国都缺席了。

1980年以宋庆龄为首的1500多名社会贤达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和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公布,标志着我国人民文物保护意识开始觉醒。然而觉醒却必然有一个“睡眼惺忪”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吊诡现象,即“知道”要保护,却不知道“如何”去保护;“保护”的结果反而造成破坏!常见的现象是:很好的建筑遗存,本来只要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予以加固即可,但却被修葺一新。更有甚者,动辄铲除重建,仿佛古董也可以“涅槃”。甚至有的教授说出这样的高论:“现在是假古董,100年以后不就成了真古董了!”这位教授天真得可爱,他以为古董是靠时间熬出来的!难怪有人说:“我们没有废墟文化,却有假古董文化!”这当然是风凉话。我倒更愿意以“文物保护幼稚病”来概括这一令人感慨的现象。

殊不知,废墟的文物价值就在于其残破过程的历史真实性。正是这种真实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是活的历史化石或活的历史教科书。它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以至“怆然而涕下”。比如我每次从飞机上看到那蜿蜒于崇山峻岭中的长城废墟,脑子里就立刻浮现出许多画面:一个个朝代的一支支劳动大军从遥远的四面八方奔向茫茫大漠和高山险坡去挥洒血汗,多少个“孟姜女”拖儿带女哭奔寻夫,更有多少中华男儿的金戈铁马凭恃长城的屏障与入侵的敌人拼命厮杀……

长城是中华民族保卫家园的伟大意志的体现,也是这个民族以“防御”为主、爱好和平的有力见证。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魂魄。那绵延21000余公里的巍巍屏障饱含着中华民族的血液,它的每处残垣断壁上的荒草杂树都是它身上鲜活生命的表征。然而现在有许多热爱长城的好心人,恨不得让整个长城“返老还童”,重建了一程又一程。殊不知,时间不会倒流,历史不可能重复。正像宇宙间的任何事物包括星球有生必有灭一样,长城的遗迹最后也会消失的,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地延缓这一过程:出现裂缝的,立即予以弥合;发现有垮塌险情的,设法予以加固,并尽量保持它的年龄的刻痕,即沧桑感;已经荡然无存的,不要紧,铺上碎石,保持它的历史轨迹即可。至于大量已经垮塌了的,那就由着它吧,因为这无损其存在的价值,正像卢浮宫里那有名的断臂维纳斯和无头的胜利女神并不影响它们与完美的《蒙娜丽莎》一起成为卢浮宫的“镇馆三宝”。而如果给她们分别安上头、接上臂,她们还有这个地位吗?

从建筑科学讲,任何建筑都是服从功能的需要而存在,不与功能相联系的建筑只是废土一堆。长城只有在冷兵器时代才有一定的防御价值。这些新建的长城不是出于国防的需要,没有了古长城防御功能的DNA,一千年以后也成不了文物,相反,它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柄,即“文物保护幼稚病”。至于那些为“开发旅游”而狂热地修建新长城,不啻是在犯罪了。

尽管不少有品位的专业或业余摄影师不辞千辛万苦,千里跋涉,拍摄下很多隘口、险峰的“野长城”的珍贵照片,但却有更多的摄影师对新长城兴致勃勃,精心选好角度,拍摄下那翻山越岭蜿蜒浩荡蔚为壮观的新长城,发表在各类媒体上。殊不知,它们是伪长城啊。殊不知这是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遗产”的严重歪曲,更是对国人文物认知的严重误导。而且,在珍贵的长城遗址上建筑新长城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2条明确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

诚然,为了让今人领略一下当时长城的形制,如烽火台、城堞等,修复一两段未尝不可。然而现在复建的数量和规模完全超过需要,引起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甚至一般游客的皱眉或摇头叹息。作为炎黄子孙,看到某些同胞用这样不惜工本的幼稚方式来破坏真古迹、建造假古董,从而引起国内外的负面反响,脸红之余,我深感痛惜。我不想责难有关的当事者胡作非为,我相信他们多数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但他们由于头脑里废墟文化的缺位而陷入了行动的误区,则是无疑的。

由于废墟文化和废墟美学意识的缺乏而造成遗址维修加固工程的纰漏更是层出不穷。2016年秋发生在辽宁绥中县锥子山“野长城”维修中的问题最令人啼笑皆非:它将一段珍贵的长城废墟简单地用混凝土去浇灌,使之变成一段“豆腐渣”式的“水泥马路”,引起全国哗然。检查各涉案单位,都有合格的资质,而且也经层层报批,手续完备。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除了有关单位的业务水平及其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不到位以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废墟文化和废墟美学的阙如,因而对那段“野长城”的“野”所展现的美无动于衷。这一点应该引起整个文物界乃至各级有关领导层的反思:为什么贸然批准那么多的“野长城”让人修成“新长城”即“伪长城”呢?为什么不严格按照国际通行的理念和技术规则行事呢?为什么不建立一所高等院校或高级培训机构以加强对有关人员的文物认知能力、技术水平乃至人文素质的培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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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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