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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叩问天意与裹卷人气

余秋雨(文化学者、理论家、散文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

2017年08月10日15:56    来源:光明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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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到云冈创作“写意雕塑”,实在是适得其所。因为,云冈是中国雕塑的圣地,却又不仅仅如此。

吴为山雕塑作品《问道》

我初次与吴为山先生的雕塑相遇,是在哪里?很奇怪,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南京,也不在苏州,居然在遥远的北方,山西大同。但似乎,这是冥冥之中的一个隆重安排。

大同有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其中最重要的五个洞窟是由一位叫昙曜的僧人主持开凿的,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昙曜五窟”。昙曜为千古云冈带来了最伟大的雕塑群,今天的云冈很想为他本人立一个雕塑,以雕塑褒奖雕塑,合情合理。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没有留下有关他形象的点滴记载,只知道他是一位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西域僧人。西域僧人?那就更加无法想象他长得什么样了。要为他立像,只能写意,也必须写意。因此,云冈呼唤了吴为山。

吴为山雕塑的昙曜,从前额、眉弓、鼻梁可以约略看出是西域人士,但显然又是充分汉化了的一位高僧。微微下垂的眼皮,表现出他的谦和坚贞,让人想到他在太武帝灭佛期间潜迹民间又不弃法衣的定力。但是,佛教又给了他通体超逸的风范,这一点也被吴为山表现出来了。

由昙曜的雕像我立即明白了写意雕塑的一大特性,那就是猜测。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猜测伟大。

猜测可能要借助于一些资料凭据,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手雕塑的那个人。任何资料都不是作品本身,而且那些资料也带有传说的成分。只有当那个创造者的手动起来了,事情才正式开始。因此,我很重视“写意雕塑”的第一个字“写”。这个字,拉出了创造者本身,是他在“写”,像诗人写诗一样写出自己的猜测。“写意雕塑”常常被称之为“新意象雕塑”,我就不太赞成,因为那个最能体现个人创作主观性的“写”字不见了。

吴为山到云冈创作“写意雕塑”,实在是适得其所。因为,云冈是中国雕塑的圣地,却又不仅仅如此。

我说过,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千好万好,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思路创建一个世界级的大唐。此间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不知道除华夏文明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文明。这个重大缺陷,由魏晋时代来弥补了,弥补的一个主要课堂,就是云冈。请看“昙曜五窟”和其他石窟中的巨大雕塑,集中传扬了来自华夏文化之外的佛教。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佛教的引入,使中国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

但是,梁启超先生不清楚的是,“亚洲的中国”中也包含着欧洲。这事需要绕远一点讲。中国的佛教雕塑,主要来自于现在位于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在犍陀罗之前,印度的佛教很少有人物形象的雕塑。还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的东征,给东方带来了希腊的雕塑艺术。他的浩荡军队里,夹杂着一些“文化军人”,那就是希腊雕塑家。于是,犍陀罗成了希腊雕塑和佛教经典融合之地。

说到这里,我请大家稍稍停顿一下,一起思考一个大问题。希腊哲学要传到东方,多么艰难,于是亚历山大让雕塑开路;印度佛教要转入中国,多么艰深,于是西域僧人让雕塑开路。雕塑,雕塑,它实在是移动的哲学、沉默的灵魂、无言的大师、先行的文明。以此来反观云冈,人们发现,那里的洞窟有希腊廊柱的堂皇门面,那里的佛像有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特征。再仔细看,希腊文明东征沿途上的其他文明,也一起捎带过来了,例如石窟里分明还有巴比伦文明和波斯文明的物件和图案。这也就是说,仅仅是云冈石窟里的雕塑,就汇聚了当时世界上各个重大文明的精粹。于是,华夏文明的边界打破了,诸子百家的局限超越了。因此,我要说,它既是雕塑圣地,也是精神圣地。

我在“昙曜五窟”西南面山坡上刻写了一则碑文:“中国由此迈向大唐”。这个石碑刻得很好,代表我日日夜夜表达着无限的崇敬。

我读到过不少美术论文,极言历史上中国雕塑的地位之低。我一读总是哑然失笑。心想这些评论家的目光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除了青铜器、三星堆、兵马俑、霍去病墓之外,雕塑,还曾经是中华文明大规模接受其他文明的最宏大、最直观的实体,也是最雄辩、最坚硬的见证。我觉得,一切雕塑家都应该去朝拜一下云冈,那里有你们最神圣的坐标。同时,也要顺便看一看吴为山雕塑的昙曜,那里有一条横贯几千年的文化缆索,蜿蜒在山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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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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