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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丽娟:18-19世纪法国传统的宗教慈善所遭遇的危机

贺丽娟

2017年09月15日17:15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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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法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世俗化浪潮。过去主要由教会负责的慈善救济也逐渐走向世俗化。教会的慈善机构减少,慈善捐款数目不断降低,教会慈善救济的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受到政府和部分群众的批评指责,严重阻碍了教会慈善工作的发展。

18世纪末至19世纪,法国正处于大革命的风云变幻时期,政局动荡不安。经济上,法国也在经历一场巨变,逐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法国教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其昔日的光环,逐渐淡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过去一直由教会负责的慈善事业,在十八、十九世纪也受到影响,传统的宗教慈善事业遭遇危机。

传统宗教慈善机构的世俗化

中世纪,各种社会救济和济贫设施主要由民间提供。教会是中世纪社会慈善活动最重要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最大的“慈善家”。教会大力宣传慈善救济,号召富人为穷人提供施舍,积极为过往的行人、流浪汉和当地贫民提供援助。公元六、七世纪,教会设立教会收容所等慈善机构,负责接待和照顾过往穷人。各地修道院、教堂也是救济穷人的重要机构。

十四、十五世纪,法国社会经历黑死病和百年战争的双重打击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增加。教会收入减少,无力再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帮助,为缓和社会矛盾,世俗政府开始干涉慈善救济事业,传统的宗教慈善走向世俗化。1478年,由于里昂教会负债累累,无法再承担“罗纳河上的桥”收容所的费用,里昂政府不得不接手。其他城市如普瓦捷、贝桑松、圣奥梅尔或者是博热,也采取了类似政策。1519至1545年,弗朗索瓦一世连续颁布三次赦令,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世俗化的趋势。尤其是1545年颁布的《圣日尔曼昂莱赦令》将济贫院的账目管理正式交给王室法官,这实际上是将济贫院的实际工作都交由世俗人员负责,宗教人士只是作为精神向导存在。

慈善机构的世俗化使宗教因素的慈善慢慢减少。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1740~1741年间,所有经过公证的遗嘱中有60%的遗嘱要求死后要举行“能拯救灵魂的” 弥撒。到1785~1786年间,只有1/4的人要求在死后为他们举行弥撒。遗嘱中弥撒的减少无疑表明了18世纪宗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已经降低。伴随着宗教信仰虔诚度的下降,含有慈善捐款的遗嘱在遗嘱中所占比例也减少了近一半,由1740~1741年的44.9%下降到1785~1786年间的24.2% 。同一时期,提出给教会慈善机构的部分慈善捐款的遗嘱比例,也由6.8%降到2.6%①。

教会慈善的世俗化也让教会在开展慈善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阻碍,甚至遭到指责和批评。19世纪40年代,中央的视察员批评在普瓦捷市医院的工作的修女们,反对她们参与非医院护理性质的工作,例如管理医院财政,探访与养父母同住的弃婴等等。视察员认为从事非医院护理性质的工作是修女们试图扩大自身权力的表现。此事引发了普瓦捷市议会同医院管理委员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在1844年12月的一次市议会上,一位议员指责医院“管理不善且浪费金钱”,督促市议会减少了次年给予医院的补助金。1845年,内政部发布通告,总结了普瓦捷医院管理委员会的违法行为,并要求解散该管理委员会。在当地贵族的支持下,普瓦捷市医院管理委员会并没有解散。因此,市议会一再减少给予医院的补助金,到1847年威胁不再给予医院任何补助金。缺少市议会补助的医院财政出现问题。1848年革命爆发前,普瓦捷医院的赤字已达3万法郎,而1847年,医院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3万法郎左右②。由于收入减少,普瓦捷医院不得不减少救助的人数。1847年,普瓦捷医院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让医院减少90张床位。这样一来,当地穷人能得到救济资源不断减少,穷人们在困难时不一定能得到帮助。

公众慈善救济观的变化

贫穷,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个古老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在西欧,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穷人被视为“上帝的穷人”,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富人被劝导要给予穷人无私慷慨的帮助、行善功。因为穷人是“天堂里的说情人”,只有帮助了穷人,行善积德,富人们才能减少罪恶,让灵魂升入天堂。

十四、十五世纪的鼠疫和百年战争之后,法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芜,人口减少,贫困人口迅速增长。贫困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神圣的外衣,穷人的形象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将穷人分为“真穷人”和“假穷人”。老弱病残等“真穷人”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那些四肢健全却四处流浪的“假穷人”被看作是懒虫,诈骗犯,应当受到严惩。大革命后,贫困人口已经成为困扰全国的问题。在巴黎,1804年底有86956位贫民,1807年97914人,1810年121801人③。贫困人口在大城市的泛滥和大革命的动荡使人们把穷人看成社会的危险阶层。在当时人眼中,穷人都是好吃懒做、缺乏责任感、生活混乱堕落的犯罪分子。1828年,当时的巴黎警察局局长德拜涅(Debellegme)将巴黎的流浪者描述为一群生活混乱、懒惰、狡猾,令人感到害怕的危险分子。他们常常在大街上纠缠路人,在教堂门口骚扰教徒,有时还成群结队地闯进教堂要挟虔诚的教徒。为了得到施舍,他们假装患有重病或身有残疾,威胁路过的商人④。穷人不再是教会宣传中的“上帝的穷人”,而是一群威胁到社会稳定的危险阶层,犯罪高发群体。

随着穷人形象的变化,社会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指责教会温情脉脉的慷慨的慈善救济,普遍认为教会慷慨的救济实际上鼓励穷人继续懒惰。因此,政府和部分人士告诫人们不要向大街上的乞丐们施舍财物。穷人们得到救助的机会也越来越困难,这一时期的慈善救济往往附带道德要求。如慈善机构圣樊尚·德·保罗协会普瓦捷分会,对被救济者的道德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倘若发现被救济者不符合协会的道德标准即取消被救济人的资格。蒙特耶蒙(Montierment)教区一户家庭因为夫妇俩曾在大街上乞讨被取消了救济资格⑤。流浪、乞讨等都被定为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就可以逮捕。为了驱逐、逮捕乞丐和流浪汉,旧制度时期王室建立起专门的骑警队。十八世纪初,骑警队人数达到3271人。他们分散于全国各条道路,四处巡查,逮捕那些可疑的乞丐和流浪汉。1768年,他们在全国共逮捕了10460名流浪者⑥。被捕的乞丐和流浪汉被送入慈善工厂,甚至监狱。实际上,那些所谓的慈善工厂也只是禁闭穷人的收容机构,如同监狱。在罗纳河口省,由于缺乏建设慈善工厂的资金,该省省长干脆将穷人送进了该省一所中央监狱。

社会态度的转变让穷人的生活更加困难。教会慈善救济得到的社会捐款大大减少。1740~1741年间,蒙彼利埃所有经过公证的遗嘱为各种慈善机构留下总共约62084里弗(livre),1785~1786年间的遗嘱总共留下约68536里弗。表面上看,慈善机构得到的捐款有所增加。但根据当时的物价,1740~1741年间的62084里弗可以购买9551塞梯尔(setier)混合麦;1785~1786年的68536里弗只能购买7291塞梯尔。由于捐款减少,社会救济机构不得不削减被救济人数。19世纪末,在法国里昂被救济的人数在一年内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5000人下降到11000人⑦。全国5个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在1911年比1872年少救助了70000人。就全国而言,1903年比1890年要少救助300000人⑧。

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法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世俗化浪潮。过去主要由教会负责的慈善救济也逐渐走向世俗化。教会的慈善机构减少,慈善捐款数目不断降低,教会慈善救济的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受到政府和部分群众的批评指责,严重阻碍了教会慈善工作的发展。随着社会慈善的世俗化,公众对穷人的态度也发生改变。穷人从教会宣扬的“上帝的穷人”变成社会的危险阶层,犯罪的易发群体。教会传统的慈善救济方法被抛弃,社会对穷人的态度日趋严厉,驱逐、逮捕、禁闭、镇压代替教会“慷慨”的救济成为政府对待穷人的主要方法。18~19世纪,法国传统的宗教慈善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教会慈善的世俗化让穷人能得到的救助减少,经济困难,社会地位也进一步下降,被社会所歧视,遭到政府的驱逐镇压,穷人生活困苦不堪。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Colin Jones, charity and bienfaisance: the treatment of the poor in the Montpellier region, 1740-18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83.

②Elizabeth J. Van Allen, Poverty and Power: social welfare and private charity in Poitiers, France, 1820-1848, UMI company, 1998, pp.217.

③[法]让·蒂拉尔著:《拿破仑时代法国人的生活》,房一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

④⑤ Frances Gouda, Pover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the rhetoric of social welfare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rance, 1815-1854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5, pp.44-47, pp.441.

⑥[法]若兹·库贝洛著:《流浪的历史》,曹丹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⑦Timothy B. Smith, Creating the welfare state in France, 1880-1940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6.

⑧Timothy B. Smith, The Plight of the Able-Bodied Poor and the Unemployed in Urban France, 1880-1914,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0, N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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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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