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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具遗骸在广西灌阳被发现:当年红军被活生生沉井?

杨丽娟

2017年10月31日16:54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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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广西灌阳,超过20具人体遗骸被安葬在红军烈士纪念园。这批遗骸,打捞于灌阳县新圩镇酒海井内的淤泥深处,他们的身份,是83年前在灌阳作战期间受伤的红军烈士。

9月24日,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广西灌阳举行。 供图/CFP

淤泥中与遗骸一起发现的棕绳。

下立湾红军战地救护所旧址。

老红军刘来保在为战士们讲红军故事。

9月24日,广西灌阳,超过20具人体遗骸被安葬在红军烈士纪念园。这批遗骸,打捞于灌阳县新圩镇酒海井内的淤泥深处,他们的身份,是83年前在灌阳作战期间受伤的红军烈士。

灌阳县新圩镇,一个略显陌生的地名。可若提起83年前长征途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几乎无人不知。打响湘江战役第一枪的,正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的首战——新圩阻击战。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为保证中央纵队及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红三军团红5师、红6师18团、红五军团红34师先后在灌阳新圩浴血阻击国民党军队,最终,红5师折损过半,红6师18团和担任后卫的红34师几乎全军阵亡。更令人发指的是,红军救护所里的百余名重伤员,因战事紧急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抓住后竟活生生扔进井里而壮烈牺牲。

在灌阳本地,红军被沉井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然而,直到今年9月,他们的遗骸才重见天日。惨烈的历史被证实,而红军遗骸背后的那场血战以及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再次震撼了我们。

“铁三角口袋阵”

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桂边境。当时,中央红军的计划是进入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自东向西渡过湘江。横跨在广西和湖南边境上的湘江,是红军北上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也盯上了这条必经之路,屡次“围剿”红军失败的他企图借助湘江天险设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动向后,迅速在南昌召开国民党军事会议,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兵分五路“追剿”红军。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五路“追剿”计划前堵后追、南压北挡、两侧夹击,调动25个师近40万兵力,最终目的是将红军包围在以广西全州、兴安和灌阳为顶点的“铁三角口袋阵”,彻底消灭红军在湘江东岸,可谓万无一失。只是,蒋介石没想到,他的“铁三角口袋阵”竟然悄悄地向红军开放了一条通道。

11月22日,白崇禧突然下令,原本已经进驻桂北边境全州、兴安和灌阳三县的桂军主力,均撤向灌阳往南约百公里的恭城方向。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1929年的蒋桂战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都有李宗仁、白崇禧反蒋的身影。作为国民党内最有军事才能的地方军阀,白崇禧对蒋介石只是维持着表面的服从。

部署“铁三角口袋阵”时,蒋介石为笼络桂军,特地给白崇禧发了一大笔军费。果然,白崇禧部在桂北一带撒开大网,一副严防死守、与红军决战的架势。不过,这样的架势并没持续多久。灌阳县史志办原主任、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副院长文东柏告诉记者,多了个心眼儿的白崇禧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薛岳中央军一直在红军后方追而不击,始终与红军保持着30公里的距离。他不由对蒋介石起了防范之心,能追上却故意保持距离,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把红军赶进广西,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等双方两败俱伤,中央军再坐收渔翁之利。

“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大约是8.6万,而桂系的正规军只有2.9万人,其余的都是民团和地方势力等,双方若正面开打,桂系占不到什么便宜。”文东柏分析说。既然如此,白崇禧自然要找借口避免与红军大规模血战。

事实上,11月20日晚,白崇禧就已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决定把兵力向南撤往恭城一带,他欠缺的只是一个南撤的借口。没想到,就在白崇禧绞尽脑汁寻找借口时,11月22日,红军的一小支兵力——红九军团先头部队对桂军防守的龙虎关发起了攻击。龙虎关恰好就位于恭城,北距灌阳约百公里,是广西与湖南的重要通道之一。这一行动简直是白崇禧从桂北撤军的绝佳借口。11月22日下午,桂军开始南撤。就这样,万无一失的“铁三角口袋阵”被打破,一条生命的通道悄然向红军敞开。

可惜,这条通道敞开没多久,蒋介石就发现了白崇禧的意图。他在给白崇禧的电报中怒斥,“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话说得如此严重,白崇禧部不得不重新北上。

不过,向蒋介石展示“剿匪”决心的同时,白崇禧仍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决定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也就是让开正面,占领侧翼,狠狠打击尾部,目的是促使红军早日离开桂境,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断绝中央军尾随红军深入广西的可能性。

白崇禧决定狠狠打击红军尾部的地点,正是灌阳新圩。

“不惜一切代价”

1934年11月27日,红5师师长李天佑正带领部队行至灌阳县文市附近,译电员送来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是红三军团发来的,电报内容简单直接,命令红5师14团、15团立即赶往新圩附近,阻击敌人,保证整个部队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

接到这样的命令,李天佑并不意外。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一直是长征的前锋部队之一。红军长征时采取的是甬道式阵形,所谓“甬道式”,就是中央纵队、老人妇女和后勤部队等走在中间,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走在队伍的左前、右前、左侧、右侧和后方,像抬着一顶轿子,从五个方向保护中央纵队的安全。而彭德怀率领、李天佑隶属的红三军团,就行进在中央纵队的左前方向。

甬道式阵形在战略转移时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缺乏作战灵活性。据说,毛泽东曾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无奈当时的红军由李德、博古为首的最高“三人团”掌权,毛泽东虽名义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已被排挤出了决策圈。彭德怀也曾经气恼地评价这种阵形:“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这个样子打仗,注定是一场硬仗。李天佑接到的电报中,最后一句是个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任务是艰巨的,文东柏告诉记者,当时李天佑带领的两个团,加上军委临时指派的“红星”炮兵营,一共不过3900多人,并且已经连续多日急行军,且不说武器、弹药,就连最基本的给养都不充足。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在灌阳县城以逸待劳、本土作战的白崇禧部两个师,敌军足有13000多人,还配备了飞机、大炮。

1914年出生在广西的李天佑,当时只有20岁,但早已身经百战。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百色起义和中央苏区的多次反“围剿”战斗。他当然深知此战的艰难,但他更清楚这次战斗的关键性。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沿着穿过新圩的唯一一条公路,向南15公里是灌阳县城,红5师需要阻击的敌军就驻扎在那里;向北5公里,则是红军去往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古岭头。新圩就像这条路的咽喉,一旦被敌人抢先占领或突破,向东北方向,敌人可以轻易堵截红军入桂的关隘;向西北方向,则可快速占据湘江东岸的各个渡口,那样红军将彻底被围进蒋介石的“铁三角口袋阵”里。

确定了新圩的位置,李天佑立刻带领红5师,火速向新圩推进。几乎与红5师同时,灌阳县城的敌军也正在一路向北,企图抢占先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所幸,27日下午4点多,红5师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抢占了新圩附近的阵地。李天佑回忆那时的情景:“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有一人深,刚好隐蔽部队。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

83年后的今天,李天佑看到的那条公路依然是灌阳通往湘江渡口的主要通道,只是当年的黄土路已经变成了平坦通畅的柏油公路。公路两旁绿树遍山,村庄祥和,只有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和若干战斗遗址提醒着我们,83年前,为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李天佑带领红5师在新圩附近的山头,硬生生扛了三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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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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