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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领先时代三百年

王晶晶

2017年11月03日15:27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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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0年岁月的打磨,石涛的光彩愈见夺目。不得不说,一个人身世的不幸,再次成就了艺术史上的大幸。

石涛,生于1642年,卒于1708年。明朝皇室后裔,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画坛四僧”。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竹西图》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1644年,清军入关。突如其来的大变故,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不满3岁的石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叫朱若极,是明靖江王朱亨嘉的长子。眼看着崇祯帝亡了,清军又入关,朱亨嘉按捺不住,于1645年自称监国。可惜,他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功绩彪炳的一笔,次年就被已称帝的唐王所杀,成了大时局里微不足道的过客。宦官带朱若极逃出,辗转流落广西全州湘山寺,出家为僧。从此,世间再没有宗室贵胄朱若极,只有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石涛。

没想到,这个被命运逼到墙角的朱明子弟,凭借高超的画艺,最终反而被历史所铭记。2016年11月11日晚,北京东正2016秋拍“如逸——中国书画精品专场”在北京嘉里饭店举槌,共21件书画精品上拍,领衔的正是石涛的作品。

两幅作品,两个时期

东正秋拍上共有石涛的两幅画作,分别是《溪山策杖》及《仿云林溪山闲亭图》。

《溪山策杖》极为精致,笔简墨淡,山林轻淡、苍茫而悠远。《仿云林溪山闲亭图》是仿元代画家倪瓒(字云林)的山水,行笔舒缓、自然、流畅,既保留了石涛自己的风格,又融会了倪瓒的特点,清丽幽雅、清谧淡远。

两幅作品,各具特色,恰是石涛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体现。

十几岁时,石涛就显露了出色的绘画天赋。他学画初期,画坛正被董其昌的画风和理论所占据,流行摹古。从石涛的早年作品看,他也受到了董其昌的影响。

约在1666年,石涛前往安徽宣城,结识了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梅清。梅清比石涛大了近20岁,是土生土长的宣城人,擅画山水,尤其喜欢画黄山,有“黄山巨子”的雅称。石涛学了很多梅清的风格,梅清也很看重石涛,两人结为画坛知音。在这里,石涛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1680年才移居南京。

《溪山策杖》画于1682年,画中干湿浓淡的墨法,还明显地保留着居留宣城时期黄山画派的影响痕迹。

《仿云林溪山闲亭图》则是石涛61岁时所作。那时的他已定居扬州近10年。此前在宣城、南京等处,石涛都旅居过,还短暂地去过京师,看遍了大江南北的山色,也见惯了显赫一时的名流,到扬州时,石涛已是画艺臻妙,声名远播,连梅清都反过来学他。

扬州在当时算得上是文化重镇,许多一流的文人都来过,比如孔尚任、査士标、龚贤、程邃、孙逸等,石涛在独特的山水和文化氛围中,艺术更加炉火纯青。他画了很多与扬州相关的画作,比如《竹西图》长卷,背面就有12首扬州竹枝词。再如扛鼎之作《淮扬洁秋图》。画面是扬州北湖景色,画面上秋水茫茫,芦苇丛生,近处有掩映在树丛中的数间屋舍。几点红枫增加了秋天的气息,江面上一叶孤舟,一渔翁泛舟水上,使画面平添了许多超然之感。画中河岸呈月牙形,河滩上的芦苇与之相向,构成呼应之势。画上还有题文叙述了古扬州的变迁。

身在佛堂,心向红尘

石涛有个号,叫做“苦瓜和尚”。据传他餐餐不离苦瓜,甚至还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这种感情,与石涛的经历、心境密不可分。

幼年不晓世事时,石涛就从皇室贵胄成了平凡僧人。他本来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常伴青灯古佛,但非凡的画艺注定要让他脱颖而出。

后来,他终于不甘寂寞,从远离尘器的宣城去了繁华的都市南京、扬州等地。康熙南巡时,他曾两次在扬州接驾。其中1689年那次,皇帝叫出了他的名字,石涛受宠若惊,非常激动,写下了纪事诗两首,并作《海宴河清图》献给康熙。

在这之后,他主动入京3年,游走于豪门之间,结交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这时的石涛,一方面认为康熙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另一方面又背着沉重的明朝皇族出身的包袱,社会对他的期望也形成了两股截然不同的舆论压力。石涛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中。

前朝皇族后裔那种隐忍于心的矛盾和苦痛,都强烈地反映在他的诗文书画作品中,“一生郁勃之气,无所发泄,一寄于诗画,故有时如豁然长啸,有时若戚然长鸣,无不以笔墨之中寓之”。

清初的画坛,时逢正统派绘画占据主流,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这“四王”沿着董其昌的摹古之路走得正红火,被当权者所赏识,出入宫禁,煊赫一时。而石涛与他们相比,仅仅是个身世奇特的画僧罢了。

原本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最终却看透了世事,石涛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的角色和身份,苦笑中,吟出了凄楚哀婉的诗句:“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道明自己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就是个“乞食者”而已!

1690年冬他买了一条船,从京师黯然离开,直返扬州。痛定思痛后,石涛蓄起了头发,改穿道家衣服,自取别号“大涤子”,开始潜心研究绘画理论,并撰写成《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石涛》一书的作者李万才告知《环球人物》记者,石涛其人,影响不止于当时,后世更甚。

其实在京师时,石涛虽自感落魄,但已经算是有一番作为。当年,“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看到石涛的画作后,赞叹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 他曾与石涛合作画过一幅《兰石图》。石涛画兰,王原祁补画坡石,一个是奇才,一个是正统,可谓难得的合作。这幅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晚年回归自我后,石涛更是异军突起,对董其昌所引领的摹古风气不去理会,承袭传统之外,又强调造化为师、我用我法。他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

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石涛的《画语录》,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强调艺术贵在创新,嘲笑那种闭门造车还要开宗立派的人,对仿古的风气淋漓尽致地批评,可以说,没人比他说得更贴切、深刻了。”李万才说道。

石涛有一些著名的艺术观,比如“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直接影响了后世一批艺术家的创作。近代画家潘天寿先生曾提出:八大开江西,石溪开金陵,而石涛则开辟扬州画风。扬州八怪纪念馆馆长刘方明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石涛为扬州八怪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是八怪之一高翔的恩师。”石涛比高翔年长40多岁,石涛去世后,高翔每年必定会去为他扫墓。

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也或多或少为石涛所影响。如代表人物郑板桥,长于画兰竹菊石,也偶然画梅,笔法直接取法石涛。他的作品剪裁构图崇尚简洁,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豪迈,在他的题画诗中,就曾多次提到画学石涛。

石涛更深远的影响是在20世纪。画家齐白石曾高度评价石涛:“下笔谁教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画家傅抱石,本名瑞麒,因仰慕石涛而改名抱石,这里的“抱”,就是持守的意思。

还有吴冠中。他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西方推崇塞尚为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贡献属于发现了视觉领域中的构成规律。而石涛,明悟了艺术诞生于‘感受’,古人虽也曾提及中得心源,但石涛的感受说则是绘画创作的核心与根本,他这一宏观的认识其实涵盖了塞尚之所见,并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等西方美学立论之先河。这个17世纪的中国僧人,应恢复其历史长河中应有的地位——他是世界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早于塞尚200年。”

画家张大千平生也是最爱石涛。他收藏的石涛作品多至百余,有时为一幅名迹,不惜倾囊以付。著名学者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中写道:“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词,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北京东正2016秋季拍卖会推出的两张石涛之作,著录无数,且经张大千鉴定收藏,收录于其编纂的《大风堂名迹第二集》《清湘老人书画编年》。

张大千还仿过石涛的作品。著名画家、收藏家陈半丁有一次收得一本石涛画册,视若珍宝,专门设下宴席,请名家赏玩。张大千那时20多岁,对石涛很痴迷,听说后径直赶往陈家请教。等客人到齐,拿出画册,张大千一看,“扑哧”笑了,说是自己所画,并立刻说出画册中每一页的内容,陈半丁和其他宾客目瞪口呆。

20世纪上半叶,那么多中国画家推崇石涛并非偶然。那个时代,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绘画方面萎靡颓废的状态也急需改变,艺术家们渴求一种恣意纵横、有所创新的精神状态,于是石涛反对摹古、反对保守的主张便成为画坛高张的旗帜。不仅是他,八大山人(朱耷)这类狷狂奇才都很受追捧,画坛的偶像由“四王”变为“四僧”(即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和弘仁),理论界的偶像则由董其昌变为石涛。

经过300年岁月的打磨,石涛的光彩愈见夺目。不得不说,一个人身世的不幸,再次成就了艺术史上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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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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