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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科学考察团90周年:万里向西行

黄加佳

2017年12月26日11:19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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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艰难,国家不靖。中国学人在如此环境中,仍义无反顾地献身科学事业,不能不令今人感佩。

西北科学考察团营地及驼队。

考察途中,地质学家袁复礼(左)、外方团长斯文·赫定(中)和中方团长徐炳昶(右)在谈工作。

考察团招收的四名学员,左起依次为崔鹤峰、刘衍淮、马叶谦、李宪之。其中,刘衍淮、李宪之后来经气象专家郝德推荐留学德国,成长为著名气象专家。令人惋惜的是马叶谦在考察途中不堪忍受孤独自杀身亡。

1927年5月9日,一支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的考察团,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前往包头的列车。他们此行的路线是经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最终到达新疆腹地。与以往由外国人主导的考察团不同,这次的考察团是中国和瑞典科学家联合组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以平等的姿态与外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

出发前,主办方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长周肇祥给每个团员手里塞了一张纸,上面是他专门为团员们写的送别诗。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说:“他的‘不朽之歌’就仿佛是此后我们合作征途里所充溢着的那种亲情与和谐之音的一个序曲。”

在此后的8年时间,考察团的中外团员精诚合作,互相扶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令世人炫目的成就。

“大百科全书”上写错了

2017年12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西北科学考察团九十周年纪念展”在北京大学开幕。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先生之女王忱,作为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现场,88岁高龄的王忱显得非常高兴。这已经是她今年参加的第二个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展览了。10月中旬,“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90周年纪念展”刚刚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落下帷幕。学术界和公众对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认知度,与上世纪80年代她刚开始研究这段历史时,不可同日而语。

1985年,王忱刚刚离休。有一天,她的弟弟徐桂伦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一则图片说明写道:白云鄂博铁矿是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1927年随外国考察团西行时发现的。

王忱和徐桂伦感到十分诧异。他们从小就听母亲讲父亲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西北腹地科考的故事。王忱记得,那时家里有一本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大相册。相册里,黄沙、驼队,还有父亲骑在骆驼上的身影,像童话故事一样,引发了她无限的遐想。他们从小就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一支中国考察团。半个多世纪后,人们怎么会把它当成外国考察团了呢?

经过调查,王忱发现这条错误信息来源于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连“大百科全书”都写错了,王忱感到,自己有责任将这段史实搞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于是,从那时起,她便投入到搜集和整理西北科学考察团资料的工作中。

王忱告诉记者,“大百科全书”中出现这样的错误,也不能怪编辑马虎。1935年科考活动结束不久,中国就陷入了抗日战争。国家危亡,人民流离失所,科学研究成为不可企及的奢望。

而瑞典则是少数几个没有卷入二战的国家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瑞典科学家对这次科学考察的研究工作,从未中断。他们陆续发表了50多卷与这次科考活动有关的专著。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一本著作问世。

1949年后,西北科考团的中国队员们曾计划聚在一起,好好研究一下考察成果。可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人认为这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是配合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科学家们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提这事儿了。几十年来,他们虽然在各自的科研岗位上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始终没有对这次科学考察进行系统的研究总结。正因如此,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次科考活动的了解都来源于瑞典科学家的著作,中外学术界都以为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一个外国考察团。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人们才有可能客观地研究这次伟大的科考活动。

被抵制的“翁-斯协定”

最早提出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大型科学考察的,是瑞典地理探险家斯文·赫定。

在瑞典,斯文·赫定的名字,妇孺皆知。他与诺贝尔一样,是瑞典国宝级的科学家。1865年,斯文·赫定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不过,赫定并没有像父辈那样,过循规蹈矩的安稳日子。15岁那年,他见证了瑞典极地探险家诺登斯科德从北冰洋凯旋的盛况。从此,去地球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探险,成为他的人生目标。

1888年,斯文·赫定师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于“李希霍芬”这个名字,大部分读者可能感到有些陌生,但是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却被人们广为熟知,那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1868年至1872年,李希霍芬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一路走一路写,将沿途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质都记录下来。考察结束后,他花费了大半生的精力,撰写了5卷本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的著作。在该书第一卷中,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

李希霍芬的研究方向,对斯文·赫定产生了极大影响。1890年,博士毕业不久的斯文·赫定,便以翻译的身份开始了第一次深入亚洲腹地的考察。

到20世纪20年代,斯文·赫定已经先后四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在历次考察中,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00年他发现了早已消失的楼兰古城。

凭着丰硕的考察成果,斯文·赫定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是他并不打算就此停下脚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率领一支庞大的综合考察队,重新踏上中国西北部那块神秘而荒凉的土地,发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926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计划开辟从柏林到北京、上海的航线。开辟一条跨越欧亚的远距离航线,需要预先考察沿途的地理、地貌和气象情况。曾经四进四出中国西北腹地,有着极高声誉的大探险家——赫定无疑成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最佳人选。尽管赫定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汉莎公司的邀请。

经过商定,汉莎公司为赫定的探险队安排了几名航空技术专家、一名气象专家、一名摄影师和一名会计;赫定则召集了几名地质学、考古学者。他们计划先骑骆驼,在航线沿途实地走一遍,再派飞机进行飞行考察,最后实现从柏林到北京的首飞。考察期间的一切费用都由汉莎公司提供。

对于这次考察,赫定非常兴奋。他终于有机会将前几次考察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搞清楚了。

1926年11月,他带着德国航空专家钱默满来到北京。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持北洋政府,其统治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南方的北伐军节节胜利,不少文化名人选择南下。在这种局势下,北洋政府根本无心考虑什么科学考察活动。

斯文·赫定找到了自己的瑞典老乡、时任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和考古学家。1914年,他应邀来华,帮助中国寻找矿产。十几年间,他不但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和周口店遗址,而且与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1月底,在安特生的带领下,赫定见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希望翁文灏能够帮助考察团拿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翁文灏不仅是我国地质学界的先驱,而且是一位很有眼光的科研组织者。在此之前,他组织地质调查所对陕西、甘肃等地做过不少地质调查工作,但还从未进入新疆做过考察。如果中国科学家加入赫定的考察团,将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记录,翁文灏提出要派两名中国地质学家和一名考古学家参加考察团,并且要求所有古生物学的考察结果,必须发表在北京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月刊上。

对此,斯文·赫定欣然接受。于是,在翁的引荐下,赫定很快与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王荫泰联系上。

外交部担心军方反对,没有同意赫定做飞行考察的要求,但是对他率领驼队考察的要求,很快便批准了。赫定甚至还见到了张作霖。张作霖虽然嘴上说“我不懂这些读书人的事”,但还是答应写信给新疆督军杨增新,帮考察队扫清新疆方面的障碍。

1927年2月,赫定考察队的领队拉尔生开始在包头招兵买马。考察所需的两百头骆驼、帐篷、粮食、奶酪、糖、盐、茶等,一一采买备齐;随队的厨师、马夫、随从等工作人员也雇好了;几名德国和瑞典的科学家先后来到北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考察队眼看就要出发了,可社会上的反对声浪却日益高涨起来。

3月5日,北京大学国学门召集清华学校研究院、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等11家学术机构的20名代表,在北大三院召开会议,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反对翁文灏领导的地质调查所与斯文·赫定签署的协定(简称“翁-斯协定”)。

为首的沈兼士、刘半农、徐炳昶等学者,对其中两条尤为不满。一是只允许两名中国学者参加,限期一年返回;二是将来采集的历史文物,要先送瑞典研究,等中国有条件以后再送还。他们认为这种协议“有碍国权,损失甚大”。

赫定感到,反对派的出现犹如晴天霹雳,完全扰乱了他们的计划。他在3月13日的《益世报》上宣称:“(中国学人)在疑敝人欲将中国历史资料与艺术遗物尽量携取。兹特奉告,敝人匪惟绝无携取此等器物之意,且对开会诸君所宣示者,极表赞同。盖敝人曾向中国政府自动提出,以此行所获历史遗物,全数留存中国,足以证明之也。”

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中流传的“翁-斯协定”与斯文·赫定口中的“翁-斯协定”,存在很大出入。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

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会副会长徐十周告诉记者,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见过“翁-斯协定”的正式文本。也许“翁-斯协定”尚在拟定中,部分内容流传出去,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抵制,这份协定便胎死腹中了。

那么,“翁-斯协定”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王新春通过比对史料认为,“翁-斯协定”大致有以下内容:考察团为瑞典的探险队,由斯文·赫定担任队长,全权负责;中方派出两名地质学家和一名考古学家参加,由斯文·赫定领导和安排工作,并接受其评判;中方学者负责与地方政府交涉;考察期限为一年;古生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搜集品方面,无脊椎动物化石全部留在中国;植物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中瑞两国平分,但以瑞典为优先;历史考古遗物先交中国保存,然后将副本送给瑞典;所有史前考古遗物中瑞两国平分。

显然,“翁-斯协定”并不像斯文·赫定辩白的那样,要将“所获历史遗物,全数留存中国”。另一方面,“翁-斯协定”明确表示,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一个瑞典考察团,中国学者只是参与其中罢了。

徐十周认为,对中国学术主权的捍卫,才是中国学人群起抵制的关键。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西北的科学考察史是一部让国人伤心的历史。清末,欧美形形色色的探险家,随意深入我国西北腹地,考察我们的大漠绿洲、湖泊盆地。他们不但考察地质矿产、挖掘古生物化石,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盗取了许多文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敦煌的洗劫。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不过,在徐十周看来,斯文·赫定与斯坦因、伯希和等文物大盗有本质区别,他更多的还是一位科学家。正因如此,在后面的考察中,赫定才能与中国队员结下深厚的友谊。不过,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向他发难时,他感到极为恼火。

“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3月10日,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12名代表第一次坐到谈判桌前。赫定回忆,这次会面气氛相当融洽。出席会议的刘半农和徐炳昶两位教授,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他绝不会想到,徐炳昶后来会成为中方团长,与他一同踏上西行之路。

中国学者们虽然彬彬有礼,但对于原则问题毫不相让。直到这次会面时,赫定才搞清楚,原来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考察团的主权。

赫定也算情商超高,立即提出将考察团改名为“北京学术团体联合组织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建议考察团设立两个团长,一个是赫定,另一个由中国学者担任。

赫定对考察团叫什么名字,归属权是谁,并不太在意。按他自己的话说:“野外艰苦严酷的生活将自动证实谁是真正的领导。”自负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对于搜集品如何分配的问题,他就没那么洒脱了。双方对把古生物、地理、地质等方面的搜集品副本赠与赫定方面,没有什么异议,可在考古搜集品如何分配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赫定认为,考古搜集品也应该像其他搜集品一样,将副本赠与瑞典,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认为,一切古物都必须归中国所有,不得运出国境。

与学者们对主权问题分毫不让相比,北洋政府却没有给中国学人任何支持。当外交部次长王荫泰收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书面抗议书后,反而让手下给赫定带话说:“不要理会除政府以外的任何人,政府已经答应给你们办护照,而且完全站在你们一边。”

有北洋政府撑腰,赫定丝毫没有让考察团延期的意思。3月22日,考察团成员带着两节载有40吨给养和设备的行李车,从丰台火车站出发,向包头进发。愤怒的学生扬言要将行李车掀出铁轨,甚至要烧了他们的行李。为避免夜长梦多,考察团成员连夜乘坐列车离开了北京。

中国学者们得知赫定不顾谈判还没有结束就私自让考察团出发,非常愤慨。第二天,赫定便收到了刘半农措辞严厉的来信。刘半农指责他背信弃义,根本没有让中国科学家参与考察的意思,并警告,如果赫定敢擅自离京,就让中国新闻界群起而攻之。

这时候,一直给赫定打气的北洋政府也软了。外交部对赫定说,鉴于事态激化,他们考虑要撤回考察团的旅行许可证。

3月23日这天,赫定住所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似乎所有人都想证实他是否还在北京,就连张作霖元帅府的人,也打电话告诫他,不要轻易离开北京。

事态的发展,令赫定措手不及。直到这时,他才不得不“放下身段”,认真与中国学术界进行协商。

3月25日,刘半农向赫定宣读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决议。内容包括:考察团被命名为“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下属赴新疆科学代表团”,不能再用“探险队”的称呼;中方将派出5名地质、考古、生物等方面的专家和10名学生参加;代表团将有一个中方团长、一个外方团长(即赫定);所有发掘物、科学观察资料、笔记、照片等都要接受检查才能发表;考古发掘物统一管理;团员不得私自购买文物,等等。同时,考察团一切费用仍由外方承担。

这些决议,基本上都被赫定接受了,并成为他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署的19条合作办法的雏形。

不过,刚看到这些条款时,赫定非常不满。他对刘半农说:“你们一文钱不出,却想把我们这次活动的所有科学成果都归于北京的研究机构名下。然而,我还是要仔细考虑一下你们的建议,假如我解散探险队并就此回国,也希望你们不要吃惊。”

其实,赫定才不舍得解散探险队。汉莎公司出钱让他重返新疆大戈壁完成未竟的事业,对他而言是求之不得的机遇。况且,当时考察团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给养、骆驼、工人都已经到位,可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4月26日,赫定终于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北大三院签署了协议。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写道:

一切都定下来了,周(即会议主席周肇祥)和我与其他人一起在长桌旁坐了下来,我和周在两份中文文本和两份相应的英文文本上签了字。周端坐在桌旁,用饱蘸墨汁的毛笔刚刚写下一笔,一位摄影师按下了快门,闪光灯一亮。接着,我也用钢笔签了字。这一庄严的时刻将为后人所铭记。

虽然身为外国人,但赫定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刻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凡。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捍卫了自己的学术主权,结束了清末以来外国探险家在中国任意掠夺文物,如入无人之境的现状。刘半农甚至戏称,这是一次“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某种程度上,西北科学考察团为此后中外合作树立了典范。

万里向西行

协议达成,赫定恨不得立即出发。考察团的外国成员在包头早已等得不耐烦,而且每停留一天就要多花费很多钱。但是中国考察队员的名单还没有确定,特别是谁来充当中方团长,一直悬而未决。

谁都知道,深入大漠进行科学考察,是一件前途未卜的苦差使。身为中方团长,不但要身体好,有胆有识,还必须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组织应变能力。而具备这些条件的中国学人,无不拖家带口,负担沉重。

考察团即将出发的1927年5月,乃多事之秋。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危如累卵,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张作霖不甘失败,日益穷凶极恶。4月底,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杀害了李大钊。一旦北伐军攻入北京,北京城会不会遭战火涂炭,谁也没有把握。此时,抛开一家老小,义无反顾地去参加科学考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讨论中方团长人选时,大家都沉默了。

好不容易跟赫定签订了协议,却派不出中方团长,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耻辱。就在此时,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教授徐炳昶站了出来。

徐炳昶(字旭生),1888年生于河南的一个书香之家。1911年留学法国,1922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务长。

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一直苦苦寻求救国之路。1925年,他与朋友一起创办了《猛进》周刊,担任主编,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京报》曾披露过一份段祺瑞政府准备通缉的48人黑名单,徐炳昶与李大钊、鲁迅等赫然在列。在与斯文·赫定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徐炳昶也一直是重要参与者。

徐炳昶自告奋勇出任中方团长后,在场的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刘半农立刻表示:“嫂夫人的工作我去做,生活问题我负责,你尽管放心走。”

要知道,当时北洋政府拖欠公务员和大学教授工资的问题非常严重。鲁迅在《记发薪》中记载,1926年1月至7月,他只领了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历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

人在北京都拿不到工资,人一走更不知道上哪儿去领钱了。当时,徐家两个孩子年幼,夫人是全职太太,尚有老母在堂。他这一走,不是一天两天,家中老小生活由谁来照料,的确是个问题。

徐炳昶之孙徐十周说,为了帮徐炳昶解除后顾之忧,刘半农亲自登门找到徐炳昶的夫人,保证按时发工资。后来,刘半农为这个承诺,着实费了不少的心力,但是徐家还是没有按时拿到工资,以至于徐炳昶在考察路上仍时刻惦记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他在《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写道:“家乡离乱,北京薪水无着,恐怕皆在愁城中!”

时事艰难,国家不靖。中国学人在如此环境中,仍义无反顾地献身科学事业,不能不令今人感佩。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专车前往包头,与等待在那里的外国团员会合。这支由20多名科考队员和20多名驼工组成的考察团,赶着200多匹骆驼,驮着400多箱行李,浩浩荡荡地踏上征程。

开始赫定对中方派一位哲学教授做团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徐炳昶不懂科学,还可能掣肘他的工作。可考察团出发后,赫定发现徐炳昶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他不但非常尊重赫定,而且坦率承认自己没有科学考察的经验。他对赫定表示,自己不会干扰赫定的工作安排,只要是为了科学,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

赫定在著作中表示,“徐炳昶是一位你所能遇到的最和善和最令人愉快的旅行伴侣。”“在我们全部合作期内,总有着一种最完美的和谐……他们(指中国人)的合作使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觉得,怎样地不可少与珍贵。”

考察团到内蒙古大草原后,分成了3队。北分队是由瑞典、中国、德国、丹麦人组成的国际分队;南分队是由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领、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分队;大队则由两位团长亲自带领。

出发5个月后,科考队领略到了大自然的威力,大队一度几乎陷入绝境。原计划从额济纳到哈密月余就可到达,他们事先带了40天的粮食,可没想到,在不见人烟的大荒漠中一走就是48天。

六十多岁的斯文·赫定在戈壁滩中胆结石复发,一病不起。科考队员只好将他抬到一个小绿洲,留几名瑞典团员陪伴他养病。大队人马由徐炳昶带领继续前进。

情况越来越糟,连续几天大风过后,骆驼已经无法负重。这时粮食告罄,只能杀垂死的骆驼充饥。徐炳昶带领着科考队挣扎着走出戈壁,抵达哈密,才转危为安。

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赫定写道:“我们的境况越是阴沉,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越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时期中,他表现出完全驾御这种环境的神情。”

初入新疆

“天然困难刚过,人为困难又起。”当考察团即将进入新疆地界时,发现新疆当局对他们极为戒备。

当时,新疆的最高统治者是军阀杨增新。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正是清末民初革故鼎新的时刻。他一方面以怀柔的手段,保证新疆平稳过渡到民国,一方面击退沙俄入侵、维护了国家统一。徐炳昶评价他是一名“极精干的老吏”。

杨增新对中央政府一直秉承“认庙不认神”的态度,无论谁掌握中央政府他都通电拥护。因此,当他接到张作霖要求保护考察团的电报时,非常配合。他在给新疆省交涉署的文件中嘱咐:“候该瑞典博士施温·赫定(即斯文·赫定)入境时,应即加以相当保护,并将出入境日期具报查考。”

可是,到了1927年10月,他却给北京外交部发电报说,新疆各界不赞成斯文·赫定来考察,希望他们暂缓行程。当时考察团已经上路5个月了,让他们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考察团前往哈密途中,不断有军人以接待、护送为名,对他们进行盘查和监视。当军队要求开箱检查考察团携带的行李时,一些外国团员非常不满,一会儿推说没有钥匙,一会儿说是私人物品不能检查。一时间,双方对立情绪很严重。这时,幸亏徐炳昶当机立断,命令外国团员配合检查,才让气氛缓和下来。

后来,新疆军务厅厅长樊耀南告诉徐炳昶,杨增新为了防备他们,往新疆边界上调集了数千名士兵,光调兵遣将的钱就花了百十万两,阵势不亚于当年防御冯玉祥的大军。可见,情况有多么惊险。

赫定在书中感叹:“在偏远地区由队里的中国同行出面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要比我们外国人出面有利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能求助于可信赖的友好的中国人的帮助,对我们欧洲人来说真是一笔无价之宝。”

直到1928年1月23日,考察团抵达哈密,新疆方面见他们不过是些风尘仆仆的书呆子,才放下心来。那么,杨增新为什么会如此戒备呢?

原来,在西来途中,考察团团员李宪之的表弟在信中戏称他为团中的打手,这封信被新疆的检查员发现,上报给杨增新。想到考察团的领导者被称作“团长”,杨增新更加疑心,以为这是一支中外合组的兵团。

另一方面,外交部的电报中提到,考察团要在哈密、迪化(即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四个气象观测台。当地蒙回王公不知道“气象观测台”为何物,又看到考察团带着观测仪器,犹如长枪短炮,甚为担忧,也写信要求杨增新阻止考察团入境。

考察团到达迪化,一切真相大白,杨增新这才相信他们是一支不带丝毫政治目的的科学考察团。

考察团在迪化的日子里,杨增新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1928年3月到7月之间,考察团与杨增新会面达17次之多。杨不但同意考察团建立气象观测站,而且对他们的其他科考活动也给予了支持。

由于考察团进行飞行考察的请求一直没有得到批准,汉莎公司决定停止资助这次考察。5月,斯文·赫定不得不回国筹集资金。赫定回国时,杨增新还托他为自己代购四辆汽车,足见双方关系之融洽。

然而,好景不长。1928年7月7日,杨增新竟然在“七七政变”中被打死了。当时,考察团的几个小分队正在新疆各地考察,而徐炳昶则留在迪化,全程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

7月7日,新疆唯一的最高学府——俄文法政学校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庆典。新疆的政界要人和领事馆人士悉数到场演讲、照相。

演讲已毕,众人步入餐厅。菜刚上了一个,几个身着蓝色长衫的人闯入,抬手就向杨增新射击。杨增新身中七枪,当场毙命。杨的副官闻声赶来营救,也被当场击毙。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就是一直对考察团关照有加的军务厅厅长樊耀南。

1928年北伐胜利后,杨增新虽然通电拥护南京中央政府,但仍继续以前的政策。这引起了樊耀南的不满。杨增新知道樊耀南不服自己,于是在上报中央的新疆省官员名单中将他划掉。樊耀南心中怀恨,于是策划了这场政变。

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新疆民政厅厅长金树仁,率领将军卫队以叛乱罪斩杀了樊耀南等人,自封为新疆省主席。

杨增新是清末进士出身,虽然一脑袋旧观念,但毕竟是个读书人,对考察团诸君礼敬有加。金树仁则完全是个军阀,他根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科学深入荒漠,觉得考察团肯定有什么政治目的。

金树仁掌权后,对西北科学考察团处处设限,考察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此时,西北科学考察团出发已经一年半了,眼看考察成果越来越丰富,新疆当局却干扰不断。赫定和徐炳昶决定前往南京,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

1929年,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科考团成功延期两年,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考察活动。

徐炳昶回到北平后,地质学家袁复礼出任中方代理团长。包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地磁学家陈宗器在内的6名团员被派往新疆,充实到考察团中。

1935年,结束了8年的在华考察后,赫定感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在1927年春天的时候似乎没有任何指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进行密切的合作,由于一致的目标,经历同样的危险,使我们成为亲密的伙伴……我们在分手时成了好朋友。在我回国的头四年,我与较优秀的中国朋友保持着频繁的交流。

成就彪炳史册

上世纪80年代,王忱采访袁复礼先生时,耄耋之年的老科学家对她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国队员比外国队员成就要大。

的确,考察团出发不久,中国队员惊人的发现便一个接一个,令人应接不暇。

考察团第一个重大发现是,1927年7月3日,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了著名的白云鄂博大铁矿。

当时,丁道衡刚随北分队从营地出发不久。7月3日一早,他在北部山岭白云鄂博查看,发现铁矿矿砂散布山间。他当即便给徐炳昶写信报告,自己发现了一个有望成为北方“汉冶萍”(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地方。丁道衡兴奋地写道:“矿质虽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论,成分必高。且矿量甚大,全山皆为铁矿所成……全量皆现露于外,开采极易。”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地质考察队,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地质普查、勘探和评价活动。勘察结果表明,白云鄂博富含丰富的铁和稀土,其中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国家立即决定建设包钢。

袁复礼是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工作最久的一位。他出发时,女儿尚在夫人肚子里,当他再一次回到北京,女儿已经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了。为了纪念这次考察,他为女儿取名袁疆。

过去,外国地质学家认为天山东部不可能有动物化石。然而,袁复礼不仅在这里找到了各种动植物化石,而且发现大批包括恐龙化石在内的古脊椎动物化石。消息公布后,立刻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一名瑞典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做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

袁复礼共发现4个化石点5个化石层位,古脊椎动物化石72个个体,其中包括“袁氏三台龙”、“袁氏阔口龙”在内的10个新物种。为此,他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

考古方面的最大成果,当属居延汉简的出土。居延汉简与殷墟、敦煌,并称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三大考古发现。

提到居延汉简,历史上公认是1929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这当然没错。1929年,由于金树仁拒绝考察团再次进入新疆,团员们只好改道去内蒙古额济纳。在一处汉代烽燧遗址上,贝格曼发现了一万余支简牍,即居延汉简。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1927年,考察团第一次进入达额济纳时,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便发现了最初几枚居延汉简。由于当时考察团急着去新疆,没有进一步发掘。黄文弼便在日记中写下了关于居延汉简的最初记录。

进入新疆后,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调查了许多遗址、古迹,发现了大批文物,为国内新疆考古学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后来,有人认为:“黄文弼根据亲自调查的详实资料,对罗布泊及其附近水道变迁、河源问题、罗布沙漠迁移问题、楼兰国史及其国都方位问题、楼兰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及其与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等,都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使国际学术界在这个重要的争论中,第一次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

考察团中,不但中国学者成绩斐然,就连出发前临时招募的中国学生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27年,北大物理系学生李宪之看到西北考察团招收学员的广告报了名,经过英语、物理两门科目的考试,他在七八十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考察团的四名学员之一。

直到暮年,他仍然记得出发前刘半农先生与他们促膝谈心的情景。刘半农嘱咐他们:“出去以后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有些事当时可能认为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很大用处。”这个教导令他受益终生。

当时,中国气象学刚刚起步,派不出合适的气象工作者,于是就让李宪之等几个学物理的学生加入。考察途中,他们几人跟随德国气象学家做了许多工作,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气象工作者。

考察结束后,德国气象学家郝德推荐李宪之、刘衍淮二人到柏林大学留学。李宪之根据自己在科考中观测到的一次特大寒潮,发现从北极发生的最强寒潮竟能越过赤道无风带,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造成暴雨。他的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轰动整个气象界,打破了气象界认为南北两半球气象各成体系,中间隔着赤道无风带的观点。他的导师著名气象学家冯·菲卡对他说:“你的论文是突破性的,超过了我和邵斯塔考维奇的工作。”

关于90年前这次大型科学考察活动,还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回味,还有太多的人可以书写。在那个政局动荡、国家离乱、物质贫乏的年代,竟然有这样一批中国科学工作者,为了追求真理,探求科学,义无反顾地踏上科考之路。他们点亮的科学精神,光耀至今。图片均由王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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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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