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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饰看《金瓶梅》: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

2018年01月25日11: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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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金瓶梅插图集(明代崇祯刻本)》,广西美术出版社,1993年

日本早稻田大学金瓶梅藏本。康熙影松軒金瓶梅,堪称孤本。兰陵笑笑生撰,张竹坡批点。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金瓶梅》里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为潘金莲、另一为西门庆。书中对眼花缭乱的服饰的描写,也正是从这二人开始的。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均出自这个版本)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

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服饰,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服饰。在《金瓶梅》一书里,作者不仅深谙当时的社会、世俗和人情,而且对服饰、服饰制度及服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重要的是,《金瓶梅》写服饰还有更重要的关节,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挑战。《礼记/玉藻》专讲服饰制度,并在《礼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君臣有别、尊卑有别、老幼有别、男女有别、士庶有别。从《后汉书》至《清史稿》,辟有(与车并列)的专志“舆服志”。服饰与制度密切相关,《金瓶梅》却开辟了服饰的另外写作。《金瓶梅》里的服饰,展示出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风采。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饰

月娘的:穿着银鼠皮袄,遍地金袄儿,锦蓝裙;金莲的: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李瓶儿:貂鼠皮袄……这还只是妻妾冬装一部份。平日子的则更讲究。

月娘有时穿“大红路绸对衿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有时又穿“头戴银丝髻,周围金累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绫裙,尖尖趫趫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等。我们知道吴月娘是西门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欢乐”酒。作者写道:“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此处,因服饰制度,妻妾的等级是相当清楚的。不过,《金瓶梅》的杰出在于:这种服饰的制度,以及在服饰制度上的等级,并没有妨碍《金瓶梅》充分显示市民社会兴起时的平等诉求。

服饰于《金瓶梅》,当然具有小说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仅展现出一部杰出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情人”,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情人”,最后,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作丫鬟时,大约是“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见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备夫人时,春梅的服饰是“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见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饰的流变,可见服饰制度的投射。宋惠莲,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成为西门庆宠爱的“地下情人”之后,“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被一阵风过来,把他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事实上,《金瓶梅》写惠莲服饰,写得这般光彩和这般的性感,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为惠莲“命薄”吁不平。

服饰于此,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不仅惠莲的服饰与西门府上众妻妾的服饰相近,而且像爱月儿、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在服饰上也被“一视同仁”。如吴银儿的服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妆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裙,羊皮金滚边。脚上墨青素缎鞋儿”;爱月儿的服饰“新妆打扮出来,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鞋儿,灯下海獭卧兔儿”。

等级、性别、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饰的华丽,在《金瓶梅》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舆服五》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有逾僭”;“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认、铁、角带,不得服紫”;“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等;《明史/舆服三》对士庶妻妾服饰也有明确规定“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等。无论按宋季服饰制度还是明季服饰制度,《金瓶梅》于服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仅服饰而言,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妇林太太的服饰,则又有另一层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饰是:“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绸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襕裙子,老鸦白绫高底鞋儿”。这一套服饰,是西门庆众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门女子所没有的。崇祯版绣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图,独林氏服饰唯一。其他女性服饰都没有花纹,林氏的服饰描有花纹(即妆花缎子鹤氅);其他女性没有头饰,即便有,也只是束带与简单的钗簪,独林氏头上有冠。这表明林氏的“命妇”(祖上是所谓的“太原节度邠阳郡王”)身份,同时叙述了林氏久寡的欲望与西门庆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层女子(“命妇”)的“业绩”(对此,清人张竹坡曾给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丑招宣”)。可见《金瓶梅》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不仅在于作者对于服饰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一种叙事。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包括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面前也穿的是“大红裙”。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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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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