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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自信是一种怎样的自信?

访评嘉宾 王蒙 访谈整理 徐芳

2018年03月12日11:25    来源:解放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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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话题,我确实是有点着急。中央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谈文化这么多、这么广泛、这么重要,自命为文化人或被认为是文化人的我们,应该有所回应——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我们要有大众的、通俗的节目,但是也要有一些高端的节目、高端的文化产品,要有一些高端的文化从业人士,要出文艺的大家,否则就会出问题

■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用先进文化丰富、调整和安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伦情感,同时用传统文化的包容消化能力,使当代文化、外来文化变得更加符合国情,对今天的中国适用与有效

■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中华风度”:文质彬彬、从容不迫、避免争拗、和谐稳重,再补充以健康公平的竞争,以及对于核心价值核心利益的坚守。设想一下这样的中国人:有着诗书礼乐的教养与文化,琴棋书画的益智与审美,精致而俭朴的生活态度,贫贱不能移与富而好礼的姿态,行云流水、水到渠成的耐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明达与开阔,谁能不喜爱有着这样“中华风度”的人?

中国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

朝花周刊:因为《老子十八讲》《庄子的快活》《中国天机》等著作不断问世,有人说您“转行”成了传统文化专家。最近,您又相继推出新作《中华玄机》《王蒙谈文化自信》,您为什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话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在“三个自信”之外,我们还需要“文化自信”?

王蒙: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话题,我确实是有点着急。中央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谈文化这么多、这么广泛、这么重要,自命为文化人或被认为是文化人的我们,应该有所回应——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做到文化自信?为什么不能不自信?我就是希望能够起到扶正、补缺、去邪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但是,文化又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的整合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因此,我说:“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朝花周刊: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足不足,要看哪些方面?

王蒙:中国曾经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优越感的国家,是一个既吸收各个方面的外来影响,又未曾怀疑过自己文化优势的国家。可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危局,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坚船利炮——这种强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力量,和我们中国一直得益的“仁义礼智信”碰撞上了。到了近代,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西方的文化。那是产业革命带来的文化,科学技术带来的文化,也包括商业文明和商业竞争。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一套“争”出来的文化,而不是“让”出来的文化。而我们的固有文化提倡的就是“让”,所谓谦谦君子。

异质的文化太厉害了,我们由文化的优越,一下子堕入到文化焦虑的深渊。挫折、焦虑、失败、救亡变成了一个时期的文化主题,这时当然也仍然有一些老爷子说,我们的文化很好很精致啊,我们的汉字很美丽啊,我们的瓷器烧得好啊,我们是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啊。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调子被认为是昏聩、腐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古书,还在那里摇头摆尾于文言文,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晚清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忧虑自己的传统文化难以应对陌生而异己的世界,突然暴露出千疮百孔,忧虑它是否气数将尽;一方面,是怕挟着军舰大炮的强势西洋文化会战胜与吃掉我们的文化传统。各种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充满悲情,激动人心,争执不休。这样的紧张性,使人进退两难。学西方学多了,怕丢了祖宗;学少了,怕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传统多了,怕复古封建;少了,又怕丢了民族特色。这种文化焦虑又牵引出一个范畴,叫文化激进主义——一种强烈的文化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这种激进主义,它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之为毒药,视之为垃圾。

但是我更愿意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的文化,拯救了中华文明。正是五四运动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化。虽然它激烈一点,虽然有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不可能按它来做,但是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国文化中那些最积极的部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重生。

要有通俗大众的节目,更要有高端产品和文艺大家

朝花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它和世界先进文化可否对接?

王蒙: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的文化具有一种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中国文化是多面的,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在这个文化里头让你选择的东西非常多,有仁义孝悌忠信等,这是一面。中国文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闻过则喜,知耻近乎勇,就是中国人也主张一个人要不断地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化”,这是庄子的话,要化,要善于化解各种矛盾。我们现在还用这个词,叫化解。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自古就知道该改革你就得改革,该变化你必须变化,你要随着时代走。

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女儿在镇江生活过,她十来岁到那儿,生活了几十年,她就是赛珍珠女士,她写过一部小说《大地》,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她有这么一种观念——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所以中国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希望的文化。也许,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古老,甚至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它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 因为中国和过去相比已经抬得起头来了,挺得起胸来了;因为对国家前途已经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如果连对你自己的前途都没有自信,你还文什么化呀?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中积极、优秀的方面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和打交道,能够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就是不得了的。看看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文化现象、文化产品、文化观念,和二十、三十、四十年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开拓和进展。

朝花周刊: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与碰撞?

王蒙:影响是互相的,所以我谈的文化定力是什么呢?我们面对外来的影响,要有自己的选择,要冷静,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要紧张,不要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钱锺书先生有一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中学和西学,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法。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它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完全断裂的,那么,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也是有它的一致性、共同性的。

对此,第一就是要能够选择、调整和理性地对待。第二就是要追求在今天的文化生活中达到一定的平衡。现在的文化生活,让我们的精神空间都空前地扩大,可是扩大当中需要有平衡,有些休闲型、娱乐性、搞笑性的节目可以有,但是不能全部都是搞笑的节目,不能全是通俗的只追求收视率或发行数的东西。我们的文化里要有大众的、通俗的节目,我也喜欢看,但是也要有一些高端的节目、高端的文化产品,要有一些高端的文化从业人士,要出文艺的大家,否则就会出问题。

中国自古起先后有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到了二十、二十一世纪,中国什么最发达呢?在一个玩笑中,有人回答,手机段子。如果真成了这样,我们对后世就不好交待啊。现在很多来自微博上的警句,点击一下子会超几百万,比书籍发行量大多了,但这是文化的高端精品吗?前苏联作家爱伦堡说,在文学上,“数量”的意义非常小,一个托尔斯泰比一千个平庸的小说家还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引导,通过专业化的、有公信力的评论,通过奖励、奖评制度,让文化生活能够达到平衡。通俗无罪,也不可怕,但是如果只剩下了通俗,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需要有高端,需要有引领。同样,我们大量的吸收外国的东西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弘扬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要加强我们的文化整合能力。几千年来我们吸收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接受完了,我们仍然是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整合性,把新和旧能够整合到一块。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汲取、选择的能力,消化、本土化的能力,平衡、引领的能力和充分地加以整合的能力,我们在文化上就能够充满自信,就能有更大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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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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