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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玄奘的四种形象,哪一种形象更接近真实?

王充闾

2018年03月12日11:37    来源:光明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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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在文学作品、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及国外影响中呈现为不同的形象。究竟哪一种形象更接近真实?

印度学者指出:“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远涉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作为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在文学作品、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及国外影响中呈现为不同的形象。究竟哪一种形象更接近真实?

搜索关于“唐僧玄奘”的网页,实在惊诧不已。绝对没有想到,人们对这位亦人亦神的古代和尚,竟然如此感兴趣。当然,许多人是沿着“戏说”的路数,拿他当“话耍子”来搞笑的,什么“唐僧办教育”“唐僧的隐私”“唐僧评先进”“唐僧评球”“唐僧的网恋”“唐僧引进股份制”等;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书》《日记》《回忆录》《密信》《遗言》《自述》《报告》《废话》等多种。应该说,作为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唐代高僧玄奘原本是有很多话题可供言说、研讨的,只是一些人对此并不那么感兴趣罢了。而我,在这种情势下,偏要一本正经地从文学作品、历史真实、域外寻踪、民间传说等多重视角,来研索唐僧玄奘的多种形象,也算得上情有独钟、“痴情可哂”了。

说到形象,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心理学告诉我们,形象属于知觉范畴;作为一种意识,形象是人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而人物形象,则是人们对某一实实在在的人物整体印象的感知。这种感知,往往因人而异。也可以翻过来说,同是这一感知对象,在不同情况下,人们的感知也是不尽相同的。这说明了:其一,既然感知属于知觉、意识,那么,它就必然会受到感知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亦即意识、观念与认知过程的规定与制约;其二,形象并非事物(包括人物)本身,因而若想准确把握其真实性、准确性,就须精察之、慎思之、明辨之,以透过形象,探其本原,去伪存真。

也正因如此吧,面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关于唐僧玄奘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形象,才确有精研苦索的必要。

幼年读《西游记》,唐僧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仅软弱怯懦,进退失据,在困难面前动辄惊慌流泪,而且昏庸迂腐,耳软心活,常常误信谗言,是非不分,敌我不辨。看上去,白面书生一般,斯文得很,说话细声细气,手无缚鸡之力。可是,折磨起大弟子孙悟空来,却蛮有本事,所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正是由于对坚持正义,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为取经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美猴王”,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因而,每当看到唐僧残忍地惩治、处罚他的时候,我都遏制不住心头的愤慨,有时竟至两三天内,“于心有戚戚焉”。

及长,读书渐多,通过阅览唐代史书、《大唐西域记》和关于玄奘法师的几部传记,我才了解到这位唐代高僧舍身求法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人格风范、伟大的精神追求,方知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并不是一码事,过去完全错怪了他。

看来,文学形象本是作家头脑的创造性产物,表现为文本中具有艺术概括性的、体现着作家审美理想的人生画卷。如果把整个文本所揭橥的社会内容比作一台人生戏剧,那么,这些文学形象便是作家用以寄托情感、表达爱憎、宣示价值取向的不同角色。它们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既具有模拟、描绘现实中的对象(比如唐僧玄奘)的客观性一面,也反映出作家思想感情的主观性因素。由于其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典型性,因而强化了文学形象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从《西游记》中的唐僧,我又联想到另一部文学名著中的武大郎与潘金莲。据说,武大郎的原型,原本昂藏七尺之躯,相貌堂堂,文武兼擅;而其妻潘金莲,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属于贤妻良母类型。可是,到了《水浒传》里,却成了两个悲剧人物。在广泛流传于冀东南、鲁西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这对“倒霉”的夫妻有着这样一段曲折的经历——武大郎家贫时,曾受过一位好友的接济。后来,这位友人遭受火灾,房屋片瓦无存,无奈之下便投靠已经当了县令的武大郎,当时心想,发迹了的武大郎,一定会重重地予以酬报。可是,公务缠身又兼赋性木讷、寡言少语的武大郎,虽也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却绝口不提赞助的事。他便心里憋着一口怨气,索性抬腿离开,另谋出路。如果只是一走了之,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岂料,“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当时,他气愤不过,想要给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以猛烈的报复,便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编造了武氏夫妇的大量“丑闻”。光是“逞口舌之快”还觉得不解恨,于是又写成文字,随处张贴。这么一来,武家伉俪的丑恶形象,可就在冀东南、鲁西北广大地区传播开了。而武大郎本人却还蒙在鼓里,公务之暇,便全力张罗着给友人重建新房。几个月后,友人回到家里一看,可就傻眼了。悔愧之情,如黄河决堤,在心里上下翻腾,便捶胸顿足,发疯了一般,重循旧路,进行辟谣、更正。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再也无法挽回了。当然,关键还在于进入了谁的耳朵。由于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了大文豪施耐庵的耳朵里,这下可就麻烦了。出生于苏北兴化、喜欢走南闯北的小说家,正在构思《水浒传》的情节,酝酿着给英雄武松找个“陪衬人”,刚好听到了这个传说,而且两人同姓,结果一拍即合。这样,武氏夫妇这两个“冤大头”,可就背上了“黑锅”,永世不得翻身了!

回过头来,再说《西游记》。

它虽然取材于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但书中所描述的那位三藏法师已经被神化变形了,取经故事情节也都是小说家通过想象加以虚构的。大约从南宋年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经过金代院本《唐三藏》《蟠桃会》,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踵事增华,敷陈演绎,唐僧玄奘就已脱离了原型;再经过明代正德、万历年间的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在这些话本、戏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挥高超的想象力,进行艰苦卓绝的艺术再创造,最后完成了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创作。就是说,小说中的唐僧玄奘形象,并非历史的真实。

历史上的唐僧,俗姓陈,本名祎,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人。他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一说出生于隋仁寿二年,延后两年),5岁丧母,10岁慈父见背,13岁随次兄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敏好学,接受传统文化,悟性极高。在净土寺,从师研读《涅槃经》《摄大乘论》,达6年之久;后值战乱,又前往四川,四五年间师从多位法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学说,学业大进,造诣日深,而且掌握了梵文。他特别钦慕东晋高僧法显以“耳顺”之年,历时15年,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宏谟伟志;加之,熟读各种佛经,发现各名师所讲的经论互有歧异,各种经典也疑伪杂陈,真假难辨,于是,立志要亲赴天竺(印度),取经求法。

而后的人生,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前一段是取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和尚混在“随丰就食”的逃荒民众中离开京城长安,沿着河西走廊,西行游学求法。当时,他是偷越国境出去的,并不像《西游记》中所讲的,受到皇帝的礼遇,“备下御酒,发放通关文牒,送至关外”。取经路上,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古代中亚和南亚地区大小一百多个国家,最后到达了印度。这段行程将近3年。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相继访问了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最后重新回到那烂陀寺。历时19年(一说17年,缘于对走出国境时计算上的差异),行程5万里,返回长安,共带回657部佛经、150粒佛舍利、7尊金银佛像,还有许多果菜种子,为加强我国同中亚、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于玄奘40年、同样西行取经的义净法师写过一首《求法诗》,在佛门中广泛流传。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后一段也是19年,主要是译经、著书。回到长安后,他悉心翻译佛学经典,共译出《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重要经典75部,计1335卷,占唐代翻译佛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其间,他还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把中华传统文化介绍给了印度等国。

根据唐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指玄奘)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指示,玄奘法师于回国后第二年,亲自口述,由弟子辩机辑录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书中记录了西游中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和山川、风物等诸多内容,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他还直接继承了烦琐深奥的印度瑜伽派理论,与其弟子窥基一道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于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当时是皇帝行宫)圆寂,享年65岁。高宗闻讯痛哭,说:“朕失国宝矣!”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鲁迅先生赞颂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玄奘是主要人物之一。这位唐代高僧不仅在国内备受尊崇,影响深远,而且,世界各国尤其是印度,对于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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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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