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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人们为什么关注宋史

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8年03月16日11:37    来源:光明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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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不能磨灭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宋代历史的形象历经元、明、清、近代直至今天,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中,而宋代历史的魅力也因之会持续存在。

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吗

二战以来,与日美欧学界对宋代历史高度评价相反的是,国内学者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呈现批评、贬抑为主的态势,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给宋朝冠以“积贫积弱”的帽子。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而前揭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民国时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宋元明清人的议论概括为“积贫”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第一次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由于《国史大纲》和《中国史纲要》是大学和中学教材,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宋代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其落后是不言而喻的。基于这两方面的认知,国内学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画等号。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在王安石变法后得到一定的舒缓,南宋以后则一直是为摆脱财政危机苦苦挣扎,地方财政则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所以“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客户,与魏晋隋唐以来的部曲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对于“积弱”说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释。我以为,若从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而言,宋朝对于辽、西夏、金、蒙古的战争失败主要是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从防御战的角度来看,宋大多数时间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古进攻,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因而应当改变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见。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我个人以为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由于政治腐败和战略决策的失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这就是“积弱”的表现。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蒙古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赔款、退让等屈辱角色,这又是不折不扣的“积弱”。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必须指出这些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后的顽强抵抗,因而不论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只能是“积弱”的反映。

那么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呢?这大致也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的世风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二是有鉴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过去总结的“重文轻武”,宋朝重文是实,但并不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所以并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朝的国策,即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人们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与草原民族一较高下的骑兵部队。基于这四点,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政国策,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可见,宋朝的“积弱”不仅仅是军事能力的强弱和国势的强弱,而是带有多种综合历史因素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对宋代历史的关注与评价

20和21世纪之交,在日本、美欧都已有充分讨论和基本定论的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却突然受到极大关注,一时间学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但是仔细观察国内学界所热衷的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只有少数学者从日美学界讨论的定义、范畴、范围讨论宋代问题,而大多数人,都是借用日本学界为宋代历史地位所下的“是中国近世开端”这一定位,或者使用唐宋社会由贵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转变的结论为自己的研究“张目”。

为何在世纪之交以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对某一民族历史地位的评价或者说对文明盛衰的评断,往往与国家的现实强盛与否分不开。20世纪早期国内学界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国地位评判的缩影。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在反思中国被侵略欺凌的原因时,从反思我们武力敌不过列强坚船利炮、政治制度不如西方直至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因而20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文治所取得成就(文明昌盛)的片面忽略,而特别强调宋朝“武备不振”“积弱”不强的一面,则不能不是仁人志士们主张只有与传统决裂才能救国的时代反思在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折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尤以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突出,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国内研究宋代问题的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诸如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等,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于各类宋史论著。从这个层面而言,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宋代历史的魅力也因之会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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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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