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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闲来也玩鸟:京城鸟市的兴衰

2018年03月16日11:14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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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鸟市的存在,人们一直褒贬不一。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2年时北京约有16万人养鸟,其中60%是离退休的老年人,这无疑是他们老有所乐的来源之一。但是,鸟市对于鸟资源的保护又存在着威胁。

▲1980年7月26日,《北京日报》3版

▲1981年9月4日,《北京日报》2版

▲1981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3版

▲1986年5月9日,《北京日报》2版

2000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7版

1993年7月10日,《北京日报》7版

▼1989年4月3日,《北京日报》1版

▼1992年,龙潭鸟市内,养鸟人在交流饲养经验。李士炘/摄

▲上世纪90年代末,玉蜓桥鸟市为落实北京市政府撤销占路市场、还路于民的精神,融合了龙潭鸟市和法华寺鸟市,致力于打造正当的养鸟交易环境。程玉扬/摄

1998年初,随着鸟类资源保护知识的普及,野生鸟类的售卖市场明显缩小。图为北京市青年宫后身的鸟市上,一位逛鸟市的人正在观看笼中的鹦鹉。曹金柱/摄

▲2001年2月9日,《北京日报》7版

2001年2月28日,《北京日报》7版

▲2005年11月7日,《北京日报》1版

▲2005年,受禽流感疫情影响,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只见鸟笼不见鸟。戴冰/摄

自发鸟市乱象多

在很多人记忆中,“提笼架鸟”是老北京的一景。“提笼”是指笼养鸟,主要是为了观赏和听音;“架鸟”是用架子来养鸟,叫“亮架”。清朝《燕京杂记》记载:“京师人多养雀,街上闲行者有臂鹰者,有笼百舌者,又有持小竿系一小鸟使其上者,游手无事,出入必携。每一茶坊,定有数竿插于栏外,其鸟有值数十金者。”可见,养鸟、遛鸟这个雅好始于清朝,主要是一些有闲或有钱的人才做的事。

1949年后,“提笼架鸟”一度淡出人们的生活。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副市场进入北京,不少老百姓呼吁开设一些“鱼市”“果子市”和“花鸟市”等集市。民间自发鸟市应运而生,但很快问题便暴露出来。

1980年7月,北京市远大中学的王金莉同学给《北京日报》来信称,阜成门立交桥旁有一个自发鸟市每天清晨到午时,都有近千人在那里买卖鸽鸟。由于无人组织管理,鸟市上的风气不正,诈骗、起哄抢鸟、打架斗殴的事屡见不鲜。“希望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管管鸟市。”

接到信件后,《北京日报》记者立即前往调查。早上8点来钟,赶鸟市的已有五六百人,熙熙攘攘,人喊鸟叫。这里卫生很差,地面上遍布着干、鲜鸟屎,苍蝇乱飞。由于没有厕所,有的人在鸟市的堆料背后大小便。(1980年7月26日《北京日报》3版,《要管管“自发鸟市”》)

到1981年初北京共有四个鸟市,都是自发组织的。当年5月,西城区、宣武区划定地点,分别在官园和宣武公园开办了两个花鸟市场。后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准备再开办一些花鸟市场,同时取缔自发的花鸟市。(1981年9月4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开办两个花鸟市场》)

正规鸟市现益鸟

正规鸟市有人管了,但对于鸟市上待价而沽的鸟儿们,一些人却深深担忧。

1981年11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组的张嘉力专门致信《北京日报》,指出保护鸟类资源的重要性。他在北京城区的几个鸟市上,经常看到许多根本不宜于笼养的鸟被大量捕来出售。其中很多是农林益鸟,如各种柳莺(俗名树串)、苇莺(俗名苇扎子)、啄木鸟(俗名奔打木)、鸲(红点颏,蓝点颏)、黄鹂、鸫、鹟、伯劳(俗名呼不拉)等。这些益鸟中绝大多数并非鸣禽,加上生性娇弱或食性单一,一经囚入笼中,三五日内便容易死亡。

张嘉力建议,对于适于笼养的传统鸣禽同时又是食虫的鸟,应只捉雄鸟,因为大多数鸟类都是雄的鸣唱而雌的不鸣唱;对于误捕的鸟要放飞,这样一方面利于生态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一方面也合理满足了人们的兴趣需求。(1981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3版,《保护鸟类资源人人有责》)

张嘉力的担忧并非多虑,鸟市的兴旺确实促生了一道灰色产业链。

有读者来信描述了1986年偷猎者捕杀鸟类的场景。海淀区田村山一直是鸟类青睐的繁衍栖息地,也是偷猎者的“天堂”。在茂密的树林中,大小粘网密布,十几个手持鸟笼的人,蹲在树下静候。他们什么鸟都捕,大到老鹰,小到黄雀。捕住之后,不是拿到鸟市去卖,就是当场摔死再带回去吃。其中有些被捕杀的鸟,身上还带着爱鸟人放生的标志。(1986年5月9日《北京日报》2版,《乱捕乱杀鸟类的行为必须制止》)

另外,很多候鸟也被捕捉,放在鸟市里出售。秋天是候鸟携妻带子从北方向南方迁徙的季节。2000年《北京日报》记者暗访发现,每逢十月,成群的捕鸟人便到山林中支起大网,抓捕候鸟。仅玉蜓桥旁的鸟市每天就有上千只候鸟出售。(2000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7版,《大批南徙候鸟遭劫》)

爱鸟人的坚持与抗争

有偷猎者、鸟贩子,自然也有爱鸟人的坚持和抗争。

1982年,国务院批转林业部等单位提出的《关于加强鸟类保护、开展全国性“爱鸟周”活动的决定》,体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对鸟类保护工作的关心和重视。北京从1989年开始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先后成立了十几个爱鸟护鸟工作站,京郊各区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招鸟”工程。

据《北京日报》1989年报道,北京市爱鸟养鸟协会秘书长王增年在论文《北京鸟类调查与保护》中首次提出:北京现存鸟种已由六十年代初的352种下降到1981年的118种。

在1988年,王增年组织有关单位在圆明园推行了“鸟类招引和生态环境试验工程”,划定了招鸟区,栽种了有利鸟类生存的植物,悬挂人工巢箱400多个。一年后,到圆明园栖息的鸟类达到92种,人工巢箱营巢率达50%以上。(1989年4月3日《北京日报》1版,《王增年大唱爱鸟护鸟“戏”》)

民间也不乏救鸟志愿者。市民张福厚常到龙潭湖、官园、后海、东直门等地的鸟市转悠,每逢遇到被贩卖的笼中鸟,他便会买来放飞。1993年时,79岁的张福厚离休金每月247.3元,老伴离休金192.4元,二老花掉的“放飞费”已超过3000元,放生的鸟儿有啄花、隼、猫头鹰等。(1993年7月10日《北京日报》7版,《北京“鸟儿菩萨”》)

对于鸟市的存在,人们一直褒贬不一。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2年时北京约有16万人养鸟,其中60%是离退休的老年人,这无疑是他们老有所乐的来源之一。但是,鸟市对于鸟资源的保护又存在着威胁。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赵欣如认为,鸟市大量出售野生鸟对鸟类资源和生态平衡是一种毁坏,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应当禁止出售,同时控制捕捉益鸟。“有关部门应对鸟市起一个导向作用,提倡和引导人们去养自繁的鸟,少捕捉野鸟。”(199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鸟市》)

大型鸟市关张

“玉蜓桥鸟市真该关了!”2001年,多位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撰写的提案中出现同样的内容。此时,始建于1988年的玉蜓桥鸟市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野生鸟贩卖集散地,它于1998年取代了龙潭鸟市和法华寺鸟市,所贩卖的上了国家野生鸟保护名录的鸟有近70种,年出售野生保护鸟数十万只。此外,玉蜓桥鸟市还是走私鸟的源头,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在海关、机场查获的走私鸟,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市场。此前,在市民的呼吁下,人气颇旺的水碓子鸟市已经关闭。(2001年2月9日《北京日报》7版,《玉蜓桥鸟市该关了》)

爱鸟人士对此提案也非常支持。有人表示,“提笼架鸟”是老北京的传统,但老章程该改了,北京不应该还留着贩卖野生鸟的市场。

2001年2月20日,在社会各界人士和《北京日报》的呼吁下,北京最大的玉蜓桥鸟市贴出一纸禁止经营野生鸟的通告。(2001年2月21日《北京日报》7版,《玉蜓桥鸟市关了》)

当月28日,近千只惨遭盗劫的野生鸟乘坐飞机抵达新家——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民中介绍,这批野生鸟绝大多数是南方鸟,由于受到贩卖摧残,有些已经不具备长途迁徙能力,异地放飞有助它们重返天空。这也是北京继新疆放飞、福建放飞后的第三次异地放飞活动。(2001年2月28日《北京日报》7版,《千只野生鸟迁徙坐飞机》)

2001年6月,玉蜓桥鸟市彻底关张。市场内的商户陆续搬到了潘家园、广安门、磁器口、官园等地。2002年9月,作为北京市政府为民办的六十件实事之一,进京铁路沿线最大的绿地广场——3.7万平方米的玉蜓公园在这里建成。

到了2005年,一场禽流感疫情重创了京城鸟市。当年11月,全市实施五项防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暂停全市鸟市经营。许多商户纷纷将所卖的鸟儿迁出北京,甚至转行。

2009年12月,作为本市最早的花鸟鱼虫市场之一,官园花鸟鱼虫市场也关张了。有近七成商户迁往其他市场,鸟市的辉煌不复存在。

为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2014年本市特设专人在密云水库、野鸭湖等90多个候鸟聚集地负责巡查。如今的京城虽然没了大型鸟市,但看见的鸟儿、听见的鸟鸣声越来越多,给生活更平添了几分美景与鲜活。

本版文字:汪丹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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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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