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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那些英主与贤臣:不因亲属而滥功爵

陈家兴

2018年04月04日11:29    来源:学习时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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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公与私的问题,始终是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检验治理者胸襟格局的试金石,也是照鉴王朝兴衰成败的镜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上不少英主与贤臣在公与私问题上的故事,今天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编者按:公,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核心理念,亦是历代治理者的一种崇高追求。有公,就有私。千百年来,公与私的问题,始终是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检验治理者胸襟格局的试金石,也是照鉴王朝兴衰成败的镜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上不少英主与贤臣在公与私问题上的故事,今天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对于治理者而言,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亲戚、僚属、身边人可说是第一道坎。古往今来,能过这道坎的并不多。但在一些雄主那里,却能处理得公私分明,正气干云,实属难能可贵。

晋文公严赏三等

比如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因为骊姬之乱,他在42岁时,就开始被迫流亡在外。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居然有一大批贤才追随于他,还有数十位不知名的人,堪称古今一大奇事。

晋文公复国成功,这些追随者就是功臣。面对这些患难之交,他是如何论功行赏的呢?他分赏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还下诏悬于国门:若有遗漏功劳者,请直言。照理,这等行赏之法,完全出于公心,应该为大家理解佩服。但是,他的身边人首先就表示不服。

这个身边人,就是和他一起出亡的仆人壶叔。这样的身边人,我们今天理解起来也不困难。不难想象,在这种逃难的日子里,这个仆人必是鞍前马后地效劳,生怕主子饿着冻着,尽可能把艰苦的日子过得让主子感觉舒坦一点。这样一个费心尽力的仆人,在主子论功行赏时,却没他什么事,内心里怎能服气?于是这位壶叔急了,直接找主子去了。说:你三次行赏,都没有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他问得还算有点艺术,不说自己的功劳,只问自己的罪过,却掩不了“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有疲劳”的诉苦心思,同时也有点“与领导亲近,你得优先关照我”的心理优越感。但是,晋文公并没有动恻隐之心而乱了法度。

据《史记》载,晋文公说:“导我以仁义”。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受上赏。以善行辅佐我,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次赏。至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故且及子。”这说明,晋文公心里的行赏账算得很明白,其标准,是功劳大小而非关系亲疏。壶叔的功劳,属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不能和“三赏”相提并论。

晋文公赏得分明,壶叔便“愧服”。其愧当在于操之过急又有非分之想,其服在于行赏标准的清晰分明。更妙的是,壶叔因此当了“反面教员”,因为这样的故事常常是不胫而走的,如史载“晋人闻之,皆说(悦)”。

从某种意义上说,雄主是欢迎这样的“反面教员”跳出来自己露丑的,因为他们往往给雄主提供了一个立标准、得人心的机会。而庸主则往往会因奈何不了情面,而给身边人开了徇私的口子,结果当然只会是私门一开、人心渐失了。

李世民不遗私恩

历史上,这样的反面教员,还有唐朝的淮安王李神通。

此公来头不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叔父,同时也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他和李世民的私交也非同一般。据《资治通鉴》载,当时,太子李建成曾在某个晚上召李世民前来,却在酒里下毒想杀了李世民,在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时,是李神通扶他回府的。

因此,在李世民即位封赏功臣之时,李神通见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定得比自己大,便心中大为不服,跳出来说自己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只不过“专弄刀笔”,功劳怎么比自己还高呢?估计李神通内心里的“小九九”是:于公于私于亲,自己的功劳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结果,李世民一点面子也没给他,直接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给撕干净了。李世民说:叔父你首先响应不假,但也是自己想摆脱灾祸,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你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你丢兵弃甲。这是先对李神通的功劳给了个实事求是的评价。接下来李世民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吝惜),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这等于是一面说房玄龄等的功劳的确比你大,一面说咱们虽亲却不能以私废公。“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这话说得可谓掷地有声,千载以下仍贯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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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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